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慷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关部门”，因而要到河北去，“我知道他一定有合的”，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首段先说此行一定“有合”，是陪笔。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现在或许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第二段指出古今风俗不同，故此行未必“有合”，虽不明说而主旨已露。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相助。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这也证明了“现在”的燕赵“不不同于古人所说”，作者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含蓄感慨说：董先生要努力啊。这里应当是“好自为的”研究，鼓励他们不可以“从贼”的。
第三段借用乐毅和高渐离之事，喻示董邵南生不逢时，请替我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全文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全文措辞深婉，意在言外，虽仅百余字，但一波三折，起伏跌宕。虽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4]
创作背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徽寿县的董邵南到长安应进士举，屡试不第，准备投靠河北的藩镇。董与韩交谊甚厚，知董“怀抱利器”，往投河北，“必有合”然而这对韩来讲，是一种“从贼”；可董又“不得志于有司”，也正由于此，韩提笔写下了这篇有名的赠序。[5]
作品评价学者李耆卿《文章精义》曾云：“文章短而转折多，气长者，韩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读孟尝君传》是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韩文多转折多层次的艺术构筑，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意味，给作品增加了厚重感。
清代学者过商侯在《古文评注》：“唐文惟韩奇”的话，继而又说《送序》为“韩中之奇”。
清代儒家思想刘大櫆：“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而不可及。”（《古文辞类纂》）
清代过珙高度评价此文说：“含蓄不露，曲尽吞吐之妙。唐文惟韩奇，此文为韩中之奇。”[6]
作者简介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文公”。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因论事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一生著述颇丰，文学造诣极高，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写作极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进学解》、《顺宗实录》等。
参考资料[1] 诸定国 . 语文教学通讯：初中（B） : 山西师范大学 ，2003 . 32 .[2] (唐)韩愈 . 韩愈集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06 . 57-62 .[3]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 初中语文（第四册）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11 . 155-156 .[4] 韩愈 . 高屋建瓴 大义微言——韩愈《送董邵南序》赏析 : 张家壮 - 《古典文学知识》 ，2000 . 1-4 .[5] 韩愈 . 《中学文科：教研论坛》 : 广西教育学院杂志社 ，2007 . 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