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扯后腿，二拆后台
翁同龢，是豪门子弟，应该是见过挥金洒银的场面，但他有时对手里的公款却很抠门。
这不是好事，而是完完全全的坏事，甚至还是有罪的。因为他抠门的原因是整治政敌，场合是国防大事，后果是甲午战败。
1894年1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的苦心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东看西看，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资金问题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500万军费哪里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施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来翁同龢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战争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翁同龢和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他后来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得罪一个人，堵死一条路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
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于中日交战之际，不顾国家安危，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可翁同龢为什么要整治李鸿章？
在电视纪录片《走向共和》中，光绪皇帝对翁同龢说:“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大臣之间有私人恩怨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亲自开口点明劝和，可见矛盾之深。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呢？
通过翻阅史料，我们发现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他们二人才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围剿长毛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后来，李鸿章责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1860年），寿州（今安徽寿县）遭到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击，由于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寿州城才未被攻破。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要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书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都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他并无投降的心思，得到孙、蒙二人的首级后，叛逆如初。
曾国藩本来就对翁同书在定远之役时弃城逃走极为愤慨，现在翁同书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酿成大变，这让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决定上书弹劾翁同书。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李鸿章代写的奏章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无奈，咸丰帝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咸丰帝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手笔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构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刚开始，李鸿章还有太后的保护伞，而此时，翁同龢却带领一伙人不断进攻。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而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袁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并且李还表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当上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与李之间的仇隙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