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有一人被称为七子之冠冕，那么这个人是建安七子中的谁呢？下面大家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在建安七子中，王粲的文学地位很高。写《文心雕龙》的刘勰说他的辞赋是“七子之冠冕”，这种评价影响至今。东汉后期起，上流社会中有一种流行的风尚，那便是品鉴人物；王粲才气大，诗文感情丰富，修辞细密，在七子确实卓然高枝，但七子各有风格，我们今天不必像古人那样去给他们排位，或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特质。
王粲的作品可以清楚地分为前后期，前期生活不安稳，诗文却更好，后来归曹操，成了御用文人，写起文章来四平八稳，好的也有，特别是修辞更加讲究，但情感表达变得单调、收敛。比如他写的一组《从军诗》，头四句”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军”，直接就是谄媚了。连曹操本人的军旅诗，境界也比这高得多。
他最为传诵的作品《七哀诗》和《登楼赋》，都写于前期。《登楼赋》如此有名，以至“王粲登楼”成了一个典故。元代文学家郑光祖（元曲四大家之一）还写过一部《醉思乡王粲登楼》，其中登楼一折里的不平之气，甚至比王粲的原作还要沉郁，比如“怎肯与鸟兽同群”，就是王粲的赋里没有的。王粲《登楼赋》，虽有“惧匏瓜之徒悬”的功名心，然而真正感人的，是写出了令人“盘桓以反侧”的飘零感，这种飘零不仅是身世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是古代文人的一种普通境遇的抒写，所以这篇小赋在千载中为人吟诵不绝，哪怕是心志与王粲有所不同的人，如郑光祖，也能在里面找到共鸣。
王粲不仅“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曹植《王仲宣诔》），作为文学侍臣绰然有裕，而且他“博物多识，问无不对”，作为顾问之臣也很称职。魏国初建之时，他曾与卫觊共同主持了草创朝仪、重修制度的重要工作。又据《三国志》本传注引挚虞《诀疑要注》记载：“汉末丧乱，绝无玉珮。魏侍中王粲识旧珮，始复作之。今之玉珮，受法于粲也。”可见他对服饰文物亦颇有研究。总而言之，自从归附曹操以后，王粲的人生价值总算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诗人早年流离，壮岁鞅掌，原本就孱弱的身体已经不起鞍马劳顿与疠疫的侵袭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王粲病逝于伐吴途中，终年41岁。
王粲才兼众体，一生著述颇丰，“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在俞绍初校点的《王粲集》中，还增收了书、颂、铭、赞和七释等多种文体。又据《隋书·经籍志》所录，王粲还曾有《汉末英雄记》八卷行世。然在其时，他主要是以诗赋见长。曹丕一再赞赏他的辞赋，钟嵘则将其诗列入上品，刘勰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更是着眼于诗赋两端。今天如就其传世作品而论，最能体现时代精神而又代表建安文学艺术水准的，当首推《七哀诗》与《登楼赋》。诗人生前的穷愁之言，为他树立了死后的不朽之名，这大约是王粲本人未曾料及的吧！
王粲归曹之后，一半心思在与友朋诗酒唱和，另一半，也许是多一半，用于朝廷政治。他的地位只是侍从文人，但在那个时代，这一职业险象环生，他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他写了大量的应制之作，曹操进封魏公的时候，群臣劝进，但邺下文人中间，劝进的只有王粲一人。有人说他“躁竞“，或与此有关。
说到”躁竞“，《三国志》里保留了一个细节。王粲初归曹时，虽然常在左右，曹操却不怎么尊重他。某次一个同僚独见曹操，聊到半夜，王粲便盯着他问：你们聊什么来着？这个人笑着说，天下事多得很，一时也说不尽，你白天还有机会。不过王粲毕竟有才学，渐渐地官也作上去了。在建安七子中，他是官位最高的一个。
王粲参与制订礼仪制度，是他在朝廷中地位的一个保障。汉末天下大乱之后，仪典亡佚。王粲出身旧家，又博学多识，所以能有所贡献。据说那时人都不再使用玉佩，王粲知道旧法，复原了玉佩的形制，使其流传下来。
王粲于四十岁时病逝，那一年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自东汉末年起，瘟疫横行，死者以千万计。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爆发，曹植曾记录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建安七子，竟有五人在这一年里死于此疫。这场大流行病到底是什么病菌引起，迄今未有定论。
西晋人皇甫谧写的《针灸甲乙经》里面记了一则故事，说王粲二十余岁的时候，名医张仲景说他有病，四十岁时就会掉眉毛，再过半年就会死。让王粲喝五石汤来解治，王粲不信，二十年后果如其言。——预测二十年后的生死及病症，只能当故事来听了，没有任何可信的因素；再说，五石汤即寒石散，本身就是毒物，王粲若服用，只怕连四十岁也活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