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争夺元朝皇位的争夺异常激烈，从第二代皇帝成宗（1295—1307年）死后开始，一直连绵不断，继续到元末。由1308到1333年，二十五年中换了八个皇帝，特别由1328到1333年，不过五年时间，竟换了五个皇帝。皇帝每更换一次，都要爆发一次皇室贵族内部的相互争夺残杀，弄得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并且给人民带来莫大灾难。
政治腐败元武宗以后的皇帝一个更比一个穷奢极欲，昏庸无道，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国政。如武宗在位期间，用人至滥，加封宦官为左丞相，提升优伶为国公，甚至把官职作为礼物随意封送，仅在即位的当年，不经过中书省而直接由他降旨授官的就有八百八十余人。皇帝又经常把大量金银用于赏赐蒙古贵族和用于僧侣作佛事。如仁宗在位时，赏赐蒙古诸王，有一人一次受赏至钞五十万锭；而当时元朝每年收入赋税约为钞四百万锭，除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仅二百八十万锭。
由于挥霍无度，自武宗以后已经入不敷出，库藏空虚。当时京师每年共收入钞二百八十万锭，而武宗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又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则更支出了二千万锭。到文宗时，经费支出已较元初增数十倍。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朝政府一方面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另一方面则滥发纸币。到了元末顺帝年间，纸币大为贬值，物价腾贵，财政的危机已无法挽救。
由于皇帝腐化无能，政权就落入一二蒙古大臣之手，当权大臣莫不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如文宗时的燕帖木儿，任中书右丞相，封太平王，集大权于一身，肆意无忌，一宴或宰十三匹马，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娶宗室之女四十人。顺帝即位后，政权落入伯颜手中。伯颜任中书右丞相，进封太师，又改封秦王，一身兼三十余职，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他大权独揽，擅自进退大臣，妄杀无辜，势焰熏灼。又将诸卫亲军精卒调为己用，凡出入导从甚众，乃至填街塞巷，而皇帝的仪卫反而寥寥无几。因之，天下人皆知有伯颜而不知有顺帝。
元朝末年贪官污吏横行，要钱的花样无奇不有。如属官来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日要“生日钱”，办事要“常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甚至“无事白要”，这叫“撒花钱”。即使职司监察的官吏也公然要钱，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如同做买卖。
土地兼并武宗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严重。兼并土地最凶的，首先就是蒙古王公大臣。如武宗时一个蒙古大臣占有江南田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泰定帝在做晋王时，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其土地之多可想而知。文宗时权臣燕帖木儿请求包租苏州一带的官田五百顷，情愿做二地主，其自有土地多少不在少数。顺帝把公主奴伦的土地分拨给伯颜，一次就达五千顷，这位公主有多少土地便可想见了。伯颜屡次蒙赐土地，前后共有两万顷之多。喇嘛僧侣的寺院占田之广也不在蒙古王公以下。如大都的大承天护圣寺的土地多得惊人，在文宗、顺帝时前后两次被赐予的土地达三十二万余顷。除去喇嘛僧以外，江南的白云宗僧侣也非常跋扈。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假托佛教之名，强占民田二万顷。汉人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也与日俱增。如武宗时期，江南地方每年收粮满五万石以上的地主，已相当多。再如福建崇安县，有民户四百五十余家，共纳粮六千石，其中大户五十余家即纳粮五千余石，而小民四百余家仅纳粮不足千石。这就是说地主集中占有了全县土地的六分之五，而全县农民仅占有六分之一。到了元朝末年，江南甚至有“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者。
赋税繁苛元朝政府对人民的搜刮也大大增加了。延祐五年（1318年），仁宗开始对江南征收包银，每户征银二两。不仅如此，这时包银的总数，较元初增加了十倍之多。至于一般的课税（包括商税），较元世祖时增加五十倍。到了文宗初年，各种课税更比元世祖初定之额增长百倍。
天灾 与人祸同时，天灾也不断出现。自泰定帝以来，各种天灾的记载不绝于书，水旱灾害屡见于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江浙一带，所在饥民动以数十万计。至元末顺帝时，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又在山东、河南连续三次决口，大水泛滥不止，千里变成泽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莫大损失。由于天灾人祸交织并乘，人民起义便不断爆发了，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起义只是全国大起义的前奏，随后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便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