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为了衣食,同时也兼顾名声,获取衣食名声的最好去处就是官场,所谓“学得文武术,货给帝王家”,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读书人离开书房,几乎没有选择,只能钻进官场,实在进不去了,就先在民间候着,有点性格的,可能去当隐士。岑文本学得规范,性格也没毛病,自然走了官路。他生于595年,南阳棘阳(今属河南)人,从小读经读史,善言辞,能写漂亮文字。最初,他为萧铣政权做事,后被大唐收编,贞观元年,进入中央政府,先任秘书郎,后在中书省做事,从舍人至侍郎直到中书令。645年,他随李世民讨伐辽东,途中病故,时年51岁。
官场讲学历,不玩儿学术,从书房到官场,所有人都得换副嘴脸,都要历经转变。转变因人而异,可能很难,也许挺容易,不好一概而论。如今,许多学子离开课堂,经过考场,随后就走进各级机关,乐呵呵地完成了转变。但是,岑文本不行,他的转变太过漫长,太过痛苦。他的生命,因为植入官场,便滋生了一种不能承受之重。
因为表现出色,他得到了重用,也招来了压力
读书人入仕,首先要有名声,成名越早名声越大,越有利于后来的发展。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现代人很早出名,大多靠作秀,有阴谋成分,岑文本靠的却是出色表现,有实力托底。某年,他父亲受诬入狱,他只身去衙门申冤。因为诉状感人泣下,又现场受命写《莲花赋》,下笔立成。官员们被打动,纷纷施以援手,父亲冤屈得以昭雪,儿子也由此扬名。这一年,他只有14岁。岑文本有了名声,也受了启发。他明白,要把才艺卖给帝王,就得展示自己的货色。于是,在秘书郎任上,他有过两次出色展示:一次是“太宗行籍田之礼,文本上籍田颂”;另一次是,太宗“元日临轩宴百僚,文本复上三元颂”。他用了心思,做了准备,把两篇马屁文章写得极尽其妙,既展示了才华,又让皇帝百般受用。接着就有了效益,他进步了,由秘书郎变成了中书侍郎。他没有就此止步。除了会写文章,他还熟知经史通晓兴衰,有治国理政的才能,有必要继续展示。不久后,某地发生水灾,他抓住机会,给李世民上封事。在这个秘密文件中,他旁征博引,系统阐述天下兴衰的道理,提出了长治久安的思路办法,建议皇帝“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要重信用,去奢侈,不求辟土,不忘武备,并要坚持始终,行之不怠,等等。李世民欣赏这些观点,也注意到了提出观点的人。644年,中书令出缺,岑先生成了最佳人选。
知识是本钱,谁都想亮出来,让人欣赏,借以提升自己的价值。文本先生做得很成功,其文字功夫和致治理念尤如两支火把,照亮了领导求贤的目光。他很本色,也很书生,提升固然快乐,却也有些沉重。职务的变动,奉禄的增加,让他感受了信任,体验了责任,心头有压力沉浮。任中书令的当天,亲朋都来祝贺,他却苦恼着说:“今受吊,不受贺也。”
因为处事敏感,他常常自我较劲自我增压
读书人大都敏感,特别在意外来信息,哪怕是个玩笑,也要想上半天。有时,可能就想过了头,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自己煎熬着自己。岑文本也有这毛病,遇事爱琢磨,习惯于自我较劲。他一直以为自己参加革命晚,又没有背景关系,能走进官场,能得到信任,已相当不易。为了这个不易,他必须玩儿命工作,打拼政绩,为皇帝长脸。这样一来,他就得加班加点,就要素食陋室,就须克制欲望。这样做完全发自他的内心,是自觉的举动,是缓解压力的一种必然。对皇权,他极端忠诚,没有关点儿杂念。李世民要求大家知无不言,敢于犯颜直谏。他表现并不积极,偶尔谏几句,大都是无伤大雅之言。他看得出来,皇帝身边有着太多耿直之士,说着太多逆耳之言,自己就别去添乱、别让皇帝闹心了。对前途,他没有过大奢望。他对人说过:自己不过是个布衣,徒步入关,当个秘书郎或者县令也就够了。任中书侍郎,他没想得太复杂,毕竟,他适合这种工作,有能力承担责任。但是,中书令的任命让他很不自在。唐代不设专职丞相,三省长官都负有丞相之责,当了中书令就等于当上了丞相。任命来得意外,他没有心理准备,也想不太明白,自己不是皇帝的三亲六故,没跟着人家打天下,更缺少过硬事迹,怎么就成了丞相呢?现在想来,他的敏感让人费解,怎么看怎么迂腐,官场不是小孩过家家儿,遇到机会,还有人客气么!他却客气,对丞相岗位,心存畏惧,总觉得自己无功受禄,浪费了领导的盛情,有“滥荷宠荣”之嫌。他的压力日日滋生,且连绵不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皇帝欣赏他的文采,更看重他的忠诚,多次夸他“弘厚忠谨”,公开表示,“吾亲之信之”,并对他给予了重点关照。晋王被立为太子后,李世民选派多位重臣予以辅佐,其中,也想到了岑文本。皇帝的意思是:太子是未来的皇帝,让岑先生在太子身边兼个职,以便留个好印象。这本是美意,对岑先生的前程大有好处。他却不愿意,认为自己当中书侍郎已很勉强,没能力再干兼职。他表示:“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李世民很感动,对岑先生给予了更多的亲近和信任。中书侍郎本来编制2人,因为信任,皇帝只让他一人在岗,独个掌管机密;岑先生有个弟弟,喜欢交友,身边多有不肖之辈,李世民不高兴,本想让这家伙远离京城,但照顾岑文本面子,没采取组织措施。
因为追求完美,他不堪重负也无力解脱
他有理想,又极认真,对待每项工作,都亲自动手,哪怕呕心沥血,也要力求最好。世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谁都不可以通吃一切。孔子所谓“君子不器”,不过是个目标而已,连他自己都有弱项,也只能是器。反过来说,人如果是器,也很不错,至少还有一种用途。岑文本对完美的追求,给自己增加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他长于码字,笔下功夫无人能比,其他才能却不出色,说到底,也仅是一器而已。最初的年月,岑先生是得意的。那时,政权初创,公务繁忙,他在中书舍人任上,专管草拟诏诰,书写文件。最忙的时候,他叫来几个书童,自己口授,童子们分头去写,几份不同的文件,“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后来,中书侍郎出缺,李世民亲自提议,任用了岑文本。此前,吃这碗饭的叫颜师古,该人的爷爷叫颜之推,写过《颜氏家训》,至今仍在热卖。颜师古属大师级人物,当朝所有疑难问题,包括奇书难字,都得向他请教。大师在前,继任人家的岗位,难度可想而知。好在,岑先生不怯场,顶着压力,继续追求完美。期间,他还参与编写了《周史》、撰《氏族志》,受到过表扬和奖励。但是,中书侍郎及中书令等岗位,主要任务不仅是码字,还要议政、参与决策。他是靠写材料起家的,干别的手儿生,有些方面还是外行。这样一来,他追求完美的愿望不得不打些折扣。最让他苦恼的是,摸不透皇帝心思,所提建议总不贴题。比如,太子被废后,太宗问大家:时下什么事情最急迫?他认为教化最急,应该抓抓风气建设。别人却提出赶紧选立太子。显然,人家弄对了,他没搞明白。再比如,皇帝对太子人选犹豫不决,想听听大家意见,他积极推荐魏王李泰,有人却力挺晋王李治,结果李治当选,他又一次放了空炮。
对他来说,这段时光比较晦涩,压力沉淀心头,日子过得缺滋少味。现在想来,如果假以时日,以他的才智,扭转局面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他有点儿背,命运没给他更多机会。贞观十九年,太宗率队征伐辽东,“悉以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岑文本”。他豁出了命,竭力要把事情办好。可他没有经验,也不擅长类似事务,更重要的是,他心头负重过大,以至于“精神耗竭,言辞举措,异于平日”。李世民看出了问题,忧虑着说:“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是日,岑先生于行军途中,“遇暴疾而薨”。
他是累死的,也是被压力击垮的。他的死值得读书人警惕,书生玩儿政治,有时并不是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