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宗轰动一时的图谋炮轰天安门案件现在成为了历史旧案。
60年后再来解读这起案件，还能体会到建国初期公安工作的艰难与光荣。
这个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端庄地记录在《中国通史》上。
破获案件的背景
这宗间谍案离不开一个核心人物，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
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战略大反攻，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1949年3月23日，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告别了西柏坡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前往未来中国的首都北平。
居住在北平西裱褙胡同的包尔德不得不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准备离开北平，前往台湾。
作为美国政府驻华使馆的武官，包尔德自1940年来华后，一贯奉行美国政府中部分人“扶蒋反共、武装进攻、经济侵略”的对华政策。
抗战胜利后，包尔德受命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身份，到延安见毛泽东。
他指责毛泽东建立延安政府，建议毛泽东听从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中去做官，听从蒋介石领导，受到毛泽东的驳斥。
随后，蒋介石在美军的军事援助下，撕毁协议，发动内战。
出乎包尔德和美国政府预料的是，仅仅三年的时间，蒋介石不得不撤出大陆，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彻底失败。
蒋介石和其支持者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
国民党逃离大陆后，还残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武装土匪约20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各种特务分子120万人。
他们针对土地改革运动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政策，不时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到处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谣言，刺探情报，甚至组织暴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
从1950年春至同年秋，全国被残杀的革命干部、积极分子等约有4万余人。
当年内，反革命分子在广西组织52次暴乱，袭击乡、区人民政府247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3707人。
美国对新中国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在经济上实行禁运封锁政策，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活动，勾结对新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在中国边界北至南朝鲜，西至尼泊尔，拉起了一个“新月形”的间谍包围圈。
正当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这样一个严峻、复杂的形势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美国趁机武装进驻台湾，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在朝鲜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战火顷刻间在中国东北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燃烧起来。
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当然不愿再受战火殃及。
中国在调整对敌斗争策略的同时，1950年7月，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侦察工作会议。
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郑重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败降而告终，美帝国主义取代德、意、日妄图称霸世界，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把自己置于世界当前头号敌人的地位，特别是特务头子出身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新中国周围，北起南朝鲜，西至尼泊尔诸邻国秘密派遣高级特务，混人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对中国形成新月形间谍包围，与国内美国间谍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成为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故而，我们的侦察情报工作必须及时转移到打击美帝国主义间谍的轨道上来......”
公安侦察工作会议闭幕不久，包尔德离开中国大陆。
包尔德的公开身份虽然是武官，却是一名间谍。
无论出于间谍职业的使命，还是出于本能，他都不甘心就这样被赶出中国大陆。
他明白，离开大陆前，情报工作无论如何要安顿好。
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登场者一案件的主要角色李安东和山口隆一。
情报来源
第一次全国公安侦察工作会议结束后，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下令:“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往一局一处侦察科集中！”
很快，全国各地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集中到公安部一局(政治保卫局)一处侦察科科长曹纯之的案头。
曹纯之被人称为老曹，其实当年他的年龄还不满三十，“老”字是人们对富有情报工作经验的他的尊称。
众多材料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处提供的材料最丰富。
于是，搜集这些国际间谍资料的北京艺专日语教授徐省吾被借调到侦察科协助工作。
徐省吾先生是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东北大连人。
他早年留学日本，日军占领大连时，他被迫为日本人服务。
以后随日军到了北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处发展成为情报员，与情报科长方良单线联系。
徐省吾教授收集的材料中，许多都是针对北京东四三条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美国新闻处”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经常出入这里的，是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侨民。
这些战败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以前的身份曾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美国新闻处”被曹纯之的侦察科视为国际间谍在中国活动的一大隐患，观察经常出入“美国新闻处”的可疑外国人，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就成为侦察员们的主要任务。
观察和寻找是为了发现外国间谍的犯罪事实。
经过侦察，侦察员发现经常出人“美国新闻处”的意大利人李安东与英国驻华代办处有联络。
尽管英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较早的国家之一，双方在各自的首都也都建立了代办处，但在外交上，英国仍然与美国以及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
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所以英国在中国半公开地为美国代理在中国的事务。
李安东首先纳入了侦察视线。
很快，外线侦察员就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络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
接着，曹纯之又在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接触中，滤出了东交民巷一个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
李安东、山口隆一与包尔德
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的真实面孔怎样?他们又是怎么成为包尔德的情报员的?
李安东这个名字很“中国”，这也许源于他出生在中国。
他的本名是Riva Anto-nio，1896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意大利商人家庭。
李安东在中国长到10岁，回到意大利，1919年从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重来中国，在天津开设了一个名为意亚的军火公司，成为一名军火商人。
他兜售给曹锟等军阀们的军火，无疑加剧了军阀混战，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
1926年，李安东在北京组织了意大利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1933年起，开始积极搜集中国机密情报，1934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空军指导团”秘书长的头衔，直接协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买了大批飞机。
抗战爆发后，李安东又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结成密友，以记者名义在华北各地刺探中国情报，供给日军。
李安东的卑鄙行径必然引起中国爱国人士的愤怒。
1946年6月25日，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了李安东，并把他押送第十一战区军事法庭受审。
1947年5月17日，国民党政府检察官的《保定绥靖总署军事法庭不起诉处分判决书》内称:“被告在中日事件之后，未曾供给日本军火及情报。
”险些被判战犯罪的李安东被无罪释放了。
李安东出狱后便知道了“救命恩人”是美国战略情报局。
美国情报局无孔不入，军火商人李安东自然成为他们理想的情报人员。
1948年3月11日，美国驻华武官包尔德上校出现在李安东的住宅一北京东城区甘雨胡同乙17号院。
李安东感激包尔德的知遇之恩后，接受了他部署的情报任务。
这之后，李安东发展了日本人山口隆一充当情报员。
山口隆一也有一个中文名字:刘逸，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1905年，山口隆一生于日本东京。
1927年毕业于帝国大学历史系，1931年至1933年在中国东北服兵役，任联队作战参谋。
山口隆一擅长驾驶车辆和使用多种兵器，性格凶残，热衷冒险，在同东北义勇军作战中多次立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眼看在军中仕途有望，不料被义勇军战士用手榴弹炸伤，他只好退伍回国。
1938年，山口隆一再次来华，先后在青岛市船舶联合局、华北航业总会担任庶务主任、人事、文书、辅导科长，1944年调任航业总会北平办事处副处长，专门负责与日本军部、日本大使馆的联络事务。
同年12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任命山口隆一为华北航业总工会董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想利用中国轮船为其运输，在大东亚省设立了“华北轮船联营社”，山口隆一被任命为联营社联络处长，负责与华北各轮船公司接洽。
这一时期，山口隆一还在日本特务机关“华北综合调查所”任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口隆一又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看中。
1946年4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为山口隆一颁发了研究员委任状，负责搜集、研究和整理苏联远东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情报资料。
山口隆一在充当国民党特务的同时，也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搞情报，并从情报局领取薪金。
李安东与山口隆一是1946年在法国人魏智于东交民巷开办的法文图书馆认识的。
两个人都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关系密切，又都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所以，山口隆一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李安东的情报员。
李安东收罗的情报员还有德国人甘纳斯。
甘纳斯是德国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
1938年来北京，1940年与李安东相识，1945年在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工作期间，曾与李安东共同为美国搜集军事情报。
李安东要发展自己的情报员队伍，甘纳斯是最好人选之一。
哲立成为李安东的情报员，一方面是两人都是意大利人，并且都曾为日本军队做过间谍工作，另一方面，两人都与美国间谍机关有过谍报工作关系。
包尔德离开北平时，哲立把自己的妻子霍尔瓦特.伊美娜托付给他，带到了台湾。
看到这里大家会明白，李安东等人之所以能聚拢在一起并且沆瀣一气，其中有一个必然的条件，那就是他们都曾经为日、美、蒋以及本国做过谍报工作，并且或多或少地与包尔德有过往来。
包尔德的女“特使”
1950年9月的一天，远在东南亚的前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召回华盛顿。
包尔德此时的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东南亚机构的负责人。
当晚，包尔德就飞抵香港。
包尔德到香港的目的是找个名正言顺回北京的对象，与李安东秘密接头。
就在包尔德物色特使时，侦察科长曹纯之也正在对被纳入视线的李安东等外国人周围开展查找关系人工作。
1950年9月25日，侦察员在居住在天安门东侧南池子官豆腐坊15号的哲立家门口，发现了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助教程梦。
程梦进了哲立的家门，与哲立用英语交谈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
程梦的情况很快就报到了曹纯之那里。
北京解放前，程梦曾经跟哲立的苏联妻子霍尔瓦特.伊美娜学过钢琴。
霍尔瓦特·伊美娜1945年曾在程梦就读的燕京大学任钢琴教授，不久嫁给了意大利驻秦皇岛海关总督哲立。
北京刚解放，霍尔瓦特.伊美娜告别丈夫，跟随包尔德去了台湾。
这时，程梦家住地的居委会来报，程梦的大姐程娜从香港来京探亲。
程娜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丈夫是个英国人，解放前在北京曾与包尔德有过交往，现在香港开银行。
不是侦察员一听到包尔德的名字就过敏，他实在是个危险的间谍。
每条线索似乎都与包尔德有无形的联系，难道是偶然的吗?
程娜自然不情愿接受检查，但侦察员在她的脂粉盒里找到了包尔德的半张名片。
程娜说:“我与包尔德是朋友关系，不是你们说的那种关系我这次回来看望母亲，受丈夫的朋友包尔德委托，以半张名片为凭，请哲立帮助卖掉霍尔瓦特.伊美娜存在我妹妹这里的钢琴，然后把钱汇去。
包尔德公开说的就是这事。
我妹妹已经和哲立先生联系过了，明天上午我要去见哲立先生。
”曹纯之对程家姐妹严肃地指出，你们被包尔德利用了，还蒙在鼓里。
经过工作，程氏姐妹愿意为祖国工作。
事实证明，程家姐妹与东交民巷那个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一样，是被间谍利用的。
她们怀着善良和毫无戒备的心，替间谍做事。
在侦察员的安排下，程娜与哲立接上了头。
哲立迅速接过程娜递过来的半张名片，开车赶往李安东的往地。
李安东拿到半张名片，明白是包尔德向他们下达的行动命令，随后通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山口隆一即找到了东交民巷的卖熏鱼的伊拉克女人，交给她一个信封，请她代为邮寄。
伊拉克女人早在侦察员的监视之中。
9月26日一早，她在东单国际邮局办理完航空快件后，山口隆一交给她的邮件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处的侦察员截获了。
信件的内容是:
CLC总部
所购灭火器于10月1日发货。
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
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从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破绽，似乎是一封购销通知，但一分析就感觉有蹊跷了。
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选在北京。
其次，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的一个图书目录编辑，并不是商人，为何要为CLC总部购置灭火器?
再一看信笺后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及广场的地形草图，草图上一条清晰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
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处处长狄飞大吃一惊，感到问题的严重，拍照后立即向公安部侦察处处长李国祥汇报。
李国祥马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都感到山口隆一的信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这个大阴谋针对的是天安门。
今天是9月27日，再过4天，就是国庆一周年的日子，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众共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这个日子也正是山口隆一信里说的那个“发货”的日子。
山口隆一将“发”什么“货”?如果把“发”的“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大家不敢往下想了。
“我这就去向中央汇报!”
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分析是正确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国祥匆匆赶往中南海。
把阴谋摧毁在国庆节之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在西花厅听了汇报，并看了证据，也感到事关重大，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新中国国庆的大案。
事不宜迟，迅速破案！”李国祥领命后准备离开，彭真同志又说:“要严格地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主要罪犯。
对其他人员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
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杨奇清副部长听了李国祥“彭真同志要求国庆前破案”的汇报后指示：马上集中京、津、冀、沈阳的优秀侦察员到公安部，共同参加破案，在国庆节前打个歼灭战！
9月28日清晨，曹纯之把公安部的侦察力量与前来参战的兄弟部门的侦察力量进行了任务分工，又把案情向大家作了介绍。
上午7时，李国祥按时到达。
他下达了作战命令：经过侦察，美帝间谍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
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曹纯之随后宣布了行动方案:“一组，逮捕李安东;二组，逮捕山口隆一;三组，逮捕甘纳斯;侦察科成副科长率领本科外勤组逮捕哲立。
”
最先被逮捕的是甘纳斯。
甘纳斯早上提着皮箱刚要出门，被适时赶到的侦察员拦住去路。
第二个是山口隆一。
他正在东交民巷魏智的法文图书馆里，他对亮出手铐的侦察员说:“我抗议!那是我们正当的商务贸易，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
逮捕哲立时，他含糊地说:“只是正在策划，就被你们发现了。
”
告诉李安东有人敲门的，是我情报人员装扮的李安东家的佣人。
侦察员辛立学对他宣布:“李安东先生，你违犯中国法律，阴谋搞武装行动，我们奉命逮捕你！”
李安东无可奈何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然后被戴上手铐，押上了囚车。
李安东等四人被押往草岚子。
草岚子是北京市公安局预审科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公安局拘留所。
李安东等人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但毕竟是外国人，审讯他们还需要懂外语的同志，为此，公安部许多外语人才都被抽调去搞审讯工作。
杨奇清副部长亲自到草岚子主持审讯工作。
侦察员搜查了李安东的书房、卧室和客厅，搜出了大量的文件，其中许多都是关于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资料，有的情报上附有我军的部队番号和领导人姓名。
李安东写给美国纽约大主教查浦曼的信中曾表示:“感到被当成间谍枪毙的恐惧。
”从山口隆一处搜出的情报资料更多，有的还被整理成卡片。
由于临近国庆节，审讯工作很紧张。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在前几次的审讯中，否认自己搞过特务间谍活动，但众多的材料和证据使他们无法抵赖。
特别是在李安东住处搜出的一堆金属经过拼装，竟然是一门小型迫击炮。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才不得不承认，那封信和那张草图是寄给美军驻日最高司令部情报处的，他们准备在国庆一周年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加害中国领导人，制造混乱。
这几名外国间谍的材料足足有好几大本，真可谓铁证如山。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
两个人的罪状是:“替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乱，企图在1950年10月1日我国国庆大典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杀我国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
”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这是中国第一次处决外国间谍，这个新闻在当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用民革中央发言人的话说:“是中国人民110年来继续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后，又一次大快人心的举动。
”
宣判后，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押上汽车，开往天桥的刑场。
汽车特意从东交民巷经过，沿途观看的民众群情激昂，扬眉吐气。
行刑的汽车特意从东交民巷经过，一如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人城式时经过东交民巷一样，有其深刻的含义。
所不同的是，解放军入城式时，东交民巷还被外国兵营占据着，而此时已经被收回来，帝国主义残留在中国的特权被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了。
曾经参与收回荷兰兵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白平说：“没从旧社会经过的人，无法想象中国人是何等地受外国人的气！”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公布了这起间谍案。
全中国的人都为之欢欣鼓舞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稳稳地占据着它应有的历史位置，端庄地记录在《中国通史》上，任人去评说，由人去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