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不亚于莎士比亚的任一部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他与她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和来历？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身世来历。有些从民间口头记录的梁祝传说中，开头是把梁山伯和祝英台说成是天上玉帝或观音佛的一对金童玉女。由于他们二人不安分天上的生活，违抗天规而被贬下凡。金童降生在一个姓梁的穷人家叫梁山伯，玉女降生在一个富贵的祝姓员外家里叫祝英台。后来才是祝英台女扮男装与梁山伯同学三年的悲凉故事。前面这段引子式的情节，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于梁祝传说中的，没有人研究过。想必曾有一个时期民间把梁山伯和祝英台神化而成为神道的信仰。读钱南扬先生于1925年秋天参观宁波西门外梁祝二人庙时写的一篇记实报告，对此疑问和推想多有启发。他写道：
庙在宁波西门外十余里九龙墟。正屋五开间，前后三进，东边旁屋，现在龙墟小学设在里面。西边就是梁祝二人的坟墓了。甬江环绕于西北。
庙在前年修造过一次，所以觉得金碧辉煌，甚是华丽。大门上的匾额，写着“梁圣君庙”四字。字有二尺来大。第一进为山门，中为戏台，两旁空着。第二进为正殿，中为梁山伯土像。西为梁祝木像。东首却是位武将，红脸，神位上写着“敕赐云霄检察护国佑民沙老元帅”十四个字。叫庙堂娘来问了一次，她所知道的，却也不出这十四个字的范围，只得罢了。曾经在别处看见沙元帅赛会的招子，可见别处庙中，也有沙元帅的。总之，是宁波一位很受人崇拜的神道就是了。这且不在话下。西首靠窗，横摆着一条板台，台上陈列着经卷。一个四十余岁男子，正在台后柜上抽着旱烟，大概也是念经卷的巫祝。他的背正靠近《梁君庙记》的石碑，里旁却还有一碑，上面写着道：
“天下事之相习而垂后者，必有人以开其基焉。后之人享其利而食其报者，可不追溯本来水源哉。本庙之有《雨水经》也，由来久矣。初，祠下施、徐、陆、张、沈等七人，业巫祝，精熟《法华连经》。每于仲秋初旬，在庙后殿虔诵祈祷。雨晹时若，合境平安。于是四方闻而慕之，各将经愿，来请代诵。仰
神感孚，日久日盛。所获香金，归庙充公，盈余置产，俾庙记扩充。兹重建祠字，庙貌重新。用述始末，并先后增置田亩总数，开列于后。众堡公立，同治十三年三月X日”
第三进为后殿，也有戏台。中为梁山伯木像，小于人。东为祝英台木像，如人大。西边也是祝氏的木像，大才如三四岁小儿，帐幔上却题着“送子殿”三个字。这是求签问休咎外，兼可以求子了。后殿规模，是比正殿小了些。正殿的神像，都比人大，都有暖阁。后殿系楼房，所以神像也小，也没暖阁。
看了这段20世纪初年学者关于梁山伯祝英台庙的记述，就明白了传说里为什么会把本是凡人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描写成天上下凡的玉帝或观音佛的金童玉女了。他们被充分地神性化和神道化了。在安放着梁山伯泥塑像和大木像的正殿里，巫祝诵的是《雨水经》，祈求作为神灵的梁山伯能给众生充沛的雨水，“雨晹时若，合境平安”。而且，在梁山伯庙（宋明称“义忠王庙”）里诵《雨水经》祈雨，由来已久，而非自雍正朝始，可能自清朝中叶以来就有专职的巫祝在庙里念《雨水经》了。同治十三年立的置产碑上就刻着：“本庙之有《雨水经》也，由来久矣。”而安放着祝英台木像的后殿则另有职能，是一座“送子殿”，芸芸众生来此向祝英台这位送子娘娘祈求人丁兴旺、子孙繁盛，其作用，颇有些像泰山顶上的娘娘阁里的碧霞元君。如果说梁祝传说的起点，不过是现实生活中曾经有那么两个人物或逸闻逸事，那么把二位主人公说成是天上玉帝或观音佛的金童玉女下凡，显然不是这个传说初始的情节，而是这种神祇信仰得到一定普及以后的附会。把梁山伯和祝英台神道化，是有其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的根据的。吴越地区社会，历来巫风甚盛，淫祀弥漫，把死去的梁祝奉为神祇，加以崇祀膜拜，而且这类“英雄”死后都要立庙。粘上了神灵之气后，也为后来祝英台多次向梁山伯暗示自己是女性而梁山伯终不能明白给了一个合理的神化的理由：因为玉帝或观音佛压住了梁山伯的魂，等天神们把压着的梁山伯的魂放开时，已为时晚矣，造成了千古之恨。在这里，信仰污染了传说，由于门第差异而不能成婚的悲剧，被神们的意志合理化地轻描淡写了。
传说也许不是空穴来风，但用传说来最终证明史实是无能为力的。既然大量的传说材料，包括早期阶段的史志材料和近代、特别是近20年来搜集到的民间口传材料，至今也无法证明梁祝在历史上实有其人，那么我宁愿认为，梁祝传说是非历史人物传说，而是一般的人物传说，其主人公梁山伯和祝英台只属于传说人物。由已故钟敬文教授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分类法，是全国通用的分类法，也没有把梁祝传说列入“人物传说”和“史事传说”，而单列为“四大传说”一项，尽管并不科学，也有的省卷没有采用这一分类，如辽宁卷就是。
历史人物传说在我国特别发达，几乎哪个省区都有一些与当地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传说流传于民间。历史上某个真实人物，特别是作出某种贡献或功业的英雄，其事迹深入人心，被口头传诵，在口头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地、随时随地地粘连和附会上种种也许并不属于他的一些情节、细节或合理化因素。在甲地传播就往往会带上甲地的特点，在乙地传播往往会带上乙地的特点，这类地方特点的粘连物越多越丰富，也就离历史的本相越远。如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所说的：“传说与历史，压根儿就是两码事，从来就没有成为全国、全民共同的知识。不管别处（别人）有多少类似的说法，也不管别人是怎样证实其自己的真实性的，只是‘我行我素’，‘我说我的理’，坚持己说、固执己见。”把某些事情（甚至是不相干的事情）附会到一个神话人物或历史人物身上，造成所谓“箭垛式”的人物，已成为我们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不自觉的传统，神话人物如大禹、尧舜，历史人物如诸葛亮、关公，都属于这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人物传说过分丰富的原因。而且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人文传统一旦形成，就很难突破它对民族思维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