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宣宗颁布《官箴》之前，明朝官场上出现了“败礼坏俗”“贪利坏法”“废格诏令”等一系列官风不正的现象，令宣宗大为恼火。
因此，要构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宣宗必须首先对这些现象进行大刀阔斧地整治。
首当其冲的是都察院。
正如前引宣宗对邵玘的敕谕所说，作为“庶政之兴废，百僚之治忽系焉”的朝廷纲纪之司，都察院非但未能起到“纠正诸司”的作用，反而“委靡不立”“颓坏宪纪”且已经“非止一端”，这对当时整个官场构成了莫大的讽刺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宣宗后来还不无愤慨地对吏部尚书郭琎等说：“朝廷置御史，托之耳目，凡政务阙失、民生利病、百官贤否，皆得奏举，岂可以任匪人？比来有相朋比同流合污者，有依势作威陵蔑良善者，甚至贪淫秽浊不可以言者，如此何望其能举职？”可见，要纠正百僚、澄清吏治，对都察院的整顿乃是重中之重。
宣宗此次整顿都察院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一、惩治左都御史刘观1.贪官污吏此时的刘观已经恶名昭彰。
而这个不守礼法、作奸犯科的“坏法度者，刘观”竟然位列师臣，高居风宪之长，更对朝廷上下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
正如杨士奇所说：“风宪所以肃百僚。
宪长如此，则不肖御史皆效之。
御史奉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之。
”宣宗决意要“除恶务本”，处置刘观已经势在必行。
但此人早在洪武年间就已出任左佥都御史，历官五朝，资历深厚。
此时，他不仅位居左都御史，还加太子少保衔，二俸并支，对他的处置必须滴水不漏。
因此，宣宗并没有立即向刘观兴师问罪，而是先将其调出，命其巡视河道。
在此期间，宣宗搜集了大量刘观父子的罪证。
这些罪证不仅出自河南道监察御史张循理等人的直接弹劾，还出自当时朝臣使用特殊渠道进呈的一系列秘密章奏。
铁证之下，时机成熟。
宣宗与蹇义等商议后，正式命刑部将刘观追回，着手“宜正其罚，以清宪纲”。
2.铁面无私刘观回京后，面对诸御史的弹章果然拒不认罪。
他痛陈自己是历事几代皇帝的耆旧忠臣，深受君恩，始终“日夜孜孜，思图补报”，如今乃是小人“妄指”，栽赃陷害，大呼“伏望圣上怜悯，察情明辩，庶无冤枉”。
刘观的狡辩令宣宗勃然大怒：“朕以其旧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过耶？”宣宗遂将朝臣的秘密章奏一一出示，其中对刘观的贪赃枉法诸事记载甚详，刘观终于无可抵赖，认罪服法。
宣宗将刘观下锦衣卫狱，其后又将刘观父子一起谪放辽东。
最终，刘观客死戍所。
至此，一代巨贪刘观终于铲除，一时“公议称快”。
几年后，杨士奇再次请命风宪官考察贪官污吏，宣宗仍感慨不已：“向使不罢刘观，风宪安得肃。
”二、任命顾佐和邵玘1.任命干吏对都察院系统进行彻底清查。
铲除首恶之余，宣宗还亟需选拔两名清风正气、刚直不阿的官员对南北两京都察院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和整顿。
在北京，这一人选就是著名的顾佐。
顾佐是建文年间进士，永乐中历任监察御史、江西按察副使、南北两京府尹，“历官并著风采”，“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
后因勋贵排挤，改任贵州按察使。
仁宗即位后，将顾佐召回，但并未委以重任。
一直到宣宗时，顾佐才得以尽展才华。
此时刘观事发，宣宗亟需人才取而代之。
经杨士奇、杨荣举荐，时任通政使、“廉公有威”的顾佐进入了宣宗视野。
史载“帝喜，立擢右都御史，赐敕奖勉”，随即命顾佐开展了这场全面清查工作。
在南京，这一人选是邵玘。
邵玘是永乐年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江西按察使、福建按察使等职，以“廉直”著称。
仁宗监国时，“每法司缺官，即命玘署，有重狱辄付之”，“历仕中外，所过人不敢犯”。
也是在相同的历史机遇下，邵玘被宣宗任命为南京左副都御史，负责对“委靡不立”“颓坏宪纪”的南京都察院进行彻底清查。
宣宗对顾佐和邵玘寄予厚望，二人赴任前，分别赐予一道敕谕，以示重托。
宣宗给邵玘的敕谕与此相似，也是先行强调都察院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近来南京都察院出现的种种不正之风，以示邵玘此行责任重大；后半段仍是对邵玘履职事项上的叮咛嘱托。
2.亲颁旨意宣宗的叮嘱之言几乎与敕谕顾佐的用语完全相同，可见宣宗此次整顿都察院态度坚决，思路清晰且明确。
说到都察院作为国家机关的重要性，宣宗在给顾佐的敕谕中使用了一个反问句：“若此所为，国何赖焉？”而宣宗《都察院箴》也有同样表述：“职是用弛，国则何赖？”说到顾佐和邵玘履职的具体注意事项，宣宗对二人提出了一系列官德上的要求，即“竭诚尽力，必公必明”“恪恭夙夜，毋惮勤劳”“弹劾愆谬，毋避权要。
毋枉良善，毋纵奸宄”“纠正权邪，毋有畏避，毋纵奸宄，毋枉善良”，而宣宗御制《官箴》诸篇也数次提到“务恪与诚”“惟公乃明”“必祗必勤”“庶几夙夜，恪谨乃服”“毋权之慑，毋势之怙”“毋惮豪右，毋纵奸慝”等等；说到二人考察官员时所应秉持的基本衡量标准，宣宗明确指出宜“留在职”的官员应是“廉勤公正者”，这也与《官箴》中宣宗对百官“清”“慎”“勤”的基本要求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宣宗此次行政治理的思路与《官箴》的撰写思路一脉相承，它们都是宣宗为实现理想中的政治蓝图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也可以说，二者其实是宣宗政治理念的两种表达方式，《官箴》是文本形态的思想总结和提纯，这一系列行政治理活动则是其具体实践。
顾佐和邵玘果然不辱使命，二人均在接到敕谕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传回了清查结果，并提供了初步处置建议。
三、惩治不法御史1.大面积整顿首先，根据顾佐和邵玘的报告，宣宗对上述人等一一作出了处置。
宣宗下令将北京行在都察院的贪淫不律者发往辽东各卫充吏，终身不达政体者降为县典史，老疾者罢为民。
南京都察院的一众御史也按照邵玘的建议如例降黜。
可见宣宗整饬官风的手段果决且严厉。
其次，对于其中情节严重者，宣宗更是从重惩处，绝不宽贷。
宣宗下令作出上述处置时，贪淫不律的御史杨居正、司铎、牟伦、雷恭、胡哗、潘举六人因公差在外，暂未执行。
回京后，六人竟不服判决，“妄奏冤抑”。
宣宗大发雷霆，怒而改判：“彼贪淫无耻，尚敢妄诉以冀苟免！俱发辽东各卫充军，其先发充吏者悉如之。
”从充吏改为充军，不单是对“妄奏冤抑”的严惩，更表明了宣宗惩治不法御史的决心；同样居于贪淫不律之列的御史严暟，更是被宣宗处死。
严暟早年为南京御史，曾因行为不端遭到弹劾和罢黜，但由于向时任行在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观行贿而得以复职。
后来他愈发“贪淫污滥，欺公卖法”“纵肆不检，淫荡无度”，顾佐所弹劾的贪淫无耻者十数人就以严暟为首。
按宣宗旨意，严暟此时应已谪降辽东充吏，但严暟竟然拒不受役，潜逃回京，“仍造词胁取财物”，甚至图谋挟私报复，加害顾佐，“今在京师，踪迹诡秘”“仓猝道路，不能防之”。
宣宗遂命锦衣卫将严暟捉拿归案，并下三法司审理，最终将严暟“戮于市”。
2.始终态度强硬事实上，宣宗对不法御史的惩治始终态度强硬，即便国家大赦之际也不能例外。
行在都察院监察御史高昭犯赃罪理应严惩，但正遇朝廷恩例，原则上允许他赎罪复职。
可宣宗特别指示刑部：“犯赃岂可复任风宪？其罢为民。
”广东道监察御史沈润“受土豪黄金五两、白金百两、文绮十匹，出其杀人死罪”一事，三法司审议认为虽按律应处之绞刑，但时值大赦前夕可改为杖刑。
宣宗对此颇为不满，表示：“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赂纵死罪，是耳目蔽矣，岂可轻贷？其免杖，发戍辽东边卫。
”当然，宣宗的强硬态度一方面固然与监察御史的特殊职责和地位有关。
正如宣宗自己所说：“御史以法治人，先当自治，自身违法，何以责人？”但另一方面，宣宗治理都察院也只是他全部整顿活动的一个代表，无论身居何职，触及红线的不法官员都将受到宣宗严厉的惩治。
前文提到的浙江布政司参议王和、袁昱和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善，三人虽犯赃罪，但也在一次大赦中获得了还职机会。
对此，宣宗怒曰：“士大夫当务廉耻，古人不饮盗泉，盖恶其名。
三人者皆贪污，岂可复任方面？悉罢为民。
”官至六部长官、“以官木砖瓦私遗太监杨庆作私第”且“甚弘壮”的工部尚书吴中，也被宣宗“诘左右，得其实”，下狱治罪。
结语总之，宣宗整肃纲纪，严厉打击不法官员，“有犯必罚”“虽亲不原”，是宣德朝行政治理的关键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