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日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
孔子在鲁国由司寇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就杀死当时鲁国的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并且在家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已是小人中的雄杰，所以非杀不可。
然而，南宋朱熹认为，孔子并没有杀少正卯。此说一出，许多学者表示赞同。其主要理由是：一，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足为信。成书早于《荀子》的《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都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且《左传》、《国语》往往对孔子有所诬罔，也不提此事，可见历史上没有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二，孔子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以一个大夫的身份去杀掉另一个大夫，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三，孔子提倡仁，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当鲁大夫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想法时，孔子表示反对。杀少正卯一事，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不相吻合。
【朱熹质疑“诛少正卯”案】某尝疑少正卯无此事，出于齐鲁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若果有之，则左氏记载当时人物甚详，何故有一人如许劳攘，而略不及之？史传间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源自《朱子语录》卷九十三）
金元王若虚、清人尤侗、阎若璩、崔述、江永、梁玉绳等人相继问疑辩伪，近代梁启超等人也认为其事不可信。以至当代杨景凡、俞荣根、匡亚明、钱穆等专家学者,均对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持否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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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古辨伪学家崔述：
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哀公问舍于宰我，宰我对曰：“周人以栗，曰使人战栗。”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乌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
三桓之横，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论语》《春秋传》言之详矣。贱至于阳虎、不狃，细至于微生高，犹不遗焉，而未尝一言及于卯。使卯果敢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并亦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
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辩行坚，荧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托无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辩。《洙泗考信录》
这件杀人案哪儿来的？《荀子·宥坐》。请注意《宥坐》篇中少正卯的罪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
《荀子·非相》：
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这段论证要“先诛”的罪状是不是和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很相似呢。并且《宥坐》篇在列五条罪状前说：“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非相》也说：“……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
《荀子·非十二子》中对诸家批判了个遍之后总结说：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 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 十二子者不能亲也。
荀子从经验与务实的角度，推崇切实而现实的治理手段。他设想了一个在现实层面而秩序井然的图景。于国家百姓没有直接现实利益的，一概斥之为邪说。所以他又说：
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 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
再来看少正卯的罪状。正是在荀子“齐言行，壹统类”思想框架下十二子邪说的集合。在荀子看来，这是当诛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荀子以至于韩非那一体系的思想。所以《宥坐》篇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附会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