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一切服从老母亲
一切服从老母亲,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位挚友说的。
挚友的老母亲年近百岁,挚友自己也已年近七旬。他就是颇有影响的散文作者苏连硕先生。
称“先生”,不仅仅是尊崇,苏先生确实年长我十多岁。但苏先生却视我为挚友,来往甚密。苏先生的文品人品不用我多说,我只想说的是,苏先生和夫人胡老师的孝道那是相当的令人叹服。这可不是我的追捧,不说别的,单是把老母亲伺候到100来岁没点真功夫就不行。
不过,说实话,叹服归叹服,真正让我动心的还是多年以前的那件事。
平日里与苏先生电子邮件来往频繁,那天晚上,苏先生再次发来电子邮件,说看到了我在一家杂志上的文字,给我肯定的鼓励,落款处是“午夜”二字。我这才注意到,电子邮件主题栏赫然在目的三个大字――半夜好,再看日期栏――2008年5月7日00:41:00。
凌晨时分有人问好,有人传来好消息,自然心中温暖。可转念一想,苏先生70岁的人了,半夜里还坐在电脑前,似有悖养生之道。苏先生很讲养生之道,且有养生专著还专门谈过子午觉之重要。于是,我在回件中表达谢意之后,敲下了下面的话――半夜里有您的问好,对我自然是情份,但是斗胆进一言――也得关爱自己,您的养生学中谈说过子午觉啊!
第二天,苏先生在电子邮件说:何尝不注意自己?一切服从老母亲,包括子午觉。我这才想起,对呀,苏先生的老母亲已近100岁高龄,苏先生夜半未眠,是为了照顾老母亲。于是,一幅画面仿佛就在眼前――夜半时分,身旁的老母有动静,苏先生赶紧开灯起床,或是给老人递水掩被,或是为老人擦屎端尿,然后照顾老人躺下,等候老人入睡的片刻,自己打开电脑收发邮件。原来,苏先生挤掉子午觉是为了“一切服从老母亲”!我一时无言,回复的电子邮件中只能实话实说――“一切服从老母亲”,触动!感动!震动!
二十四孝故事范文第2篇关键词 幼儿 国学教育 《二十四孝》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国学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层次的不断延伸促使国学教育被引入到幼儿教育中，目前，国内不少幼儿园都开设了国学课堂。国学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幼儿理解记忆能力与德行品质的培养。而要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对教师教材教法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二十四孝》作为一本传统经典读物，较适于作为该阶段的教材，若能加以合理运用，则可以在幼儿国学教育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1《二十四孝》简介
《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编于元代，关于作者有三种说法，分别为郭居敬，郭守正，郭居业。该书选取历代二十四个孝子的行孝故事，从不同角度对孝予以诠释。因后世印本多配以插图，故又称《二十四孝图》。
《二十四孝》中的故事取材于《孝子传》，《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籍，所选故事上起上古，下至北宋，涵盖面非常广泛。
2《二十四孝》的内容与类型
《二十四孝》故事按内容分，大致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为孝心感动上天，从而发生了神异的事情。如舜的象耕鸟耘，董永的仙女助织，孟宗的哭竹生笋等均可归于此类。
第二类为当事人的孝心孝行感动了权力阶层。闵损的感动继母，蔡顺的感动贼兵，陆绩的感动袁术等都可归于此类。
第三类是通过日常行为表现孝心。可归于这一类的有子路背米供养父母，刘恒替父母尝汤药，庚黔娄为父尝粪等。
当然不少故事可以同时归于其中的两种甚至三种类型中。
就其类型来说，二十四孝故事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关系，即儿女与父母，父母与妻儿，父母与外界的关系。
3《二十四孝》在教学中的运用
3.1教学方式
教学时宜采用讲故事和视觉化的方式，通过图片及视频与故事的结合，一方面有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3.2故事的取舍与侧重点
今天我们读《二十四孝》故事，应该抱着客观批判的态度。对于过于夸大超自然现象和过度宣扬愚孝违背客观常理的故事，应予以舍弃。如郭巨为母埋儿，故事本身就不合理，而郭巨的行为也有违人道，假如没有黄金，儿子丧命，夺取母亲心爱的孙子的生命还要打出孝顺母亲的旗号，是孝顺还是忤逆呢？又如涌泉跃鲤，这则故事讲姜诗夫妇都非常孝顺，姜诗的母亲喜欢喝江水吃鲤鱼，夫妇俩就取江水做鲤鱼，还叫来邻居的老人一起吃，后来房子旁边就突然涌出江水味儿的泉水，水里每天跳出来两条鲤鱼。姜诗夫妇的行为放在现在也就是个孝敬父母的模范，其后的神异现象才是故事的关键，这样的故事讲出来，小朋友们关心的恐怕就不是什么是孝而是自己家周围有没有泉水和鲤鱼了。
对于经过删选留下来的可供教学的故事，我们也应当对故事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确定教学的侧重点。举例来说，在虞舜孝感动天这个故事里，讲了舜的父母和弟弟如何的顽劣凶残及陷害舜的种种行径，也讲了舜如何感动的大象为他耕地飞鸟为他播种，讲了帝尧将九个儿子交个他培养将两个女儿嫁给他，讲舜最终登上帝位如何的不计前嫌。如果这些内容都讲的话，恐怕一个故事就得讲很长时间，这时候就需要有所取舍。笔者认为讲这个故事，应将侧重点放在舜对待怨恨的态度上，启发学生对此进行讨论。
3.3故事的分组和主题选取
《二十四孝》所选取的故事可以按照不同的侧重点进行分组整合，作为不同的主题运用在教学活动中。如上文中提到的虞舜孝感动天的故事，就可以和王祥卧冰求鲤这个故事分为一组，主题可以定位为以德报怨。在教学中应弱化故事里的神话部分，可将侧重点放在故事中人物的矛盾上，通过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对怨恨的化解和缓解有一个初步的正确认识。通过比较分析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怨抱怨的优缺，结合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事例，引导学生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既训练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培养了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待人接物的能力。又如怀橘遗亲和鹿乳奉亲，可以归于奉亲美食这一类，讲解故事的过程中可着重讲解主人公行孝的方式与过程，提升学生的听课兴趣，待讲解结束，引导学生讨论主人公所采用的方式是否正确，能否予以改进，并分析可能造成的后果，之后结合现实生活，以询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归纳在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合理的方式表现孝心，如给下班的父母泡杯茶，不乱丢乱放衣物等。
3.4与其他读本的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与其他经典教材相结合，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如《三字经》和《弟子规》，可以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应的章句进行教学，如在讲解老莱子戏彩娱亲这一故事时，可以选取《弟子规》中“亲所好 力为具亲所恶 谨为去身有伤怡亲忧德有伤 怡亲羞”的诗句，在故事讲完后及时地让学生学习这些诗句，既能巩固所学知识，也能训练学生的记忆和理解能力。
当然，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还要考虑许多其他相关因素，如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认知范围，教学条件的限制等。通过对各方面的合理调配和充分把握，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潘文芳.二十四孝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23.
[2] 刘华云.从“二十四孝”看传统孝道的扬弃[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23（1）.
二十四孝故事范文第3篇一、叙事的真实性
虚构是创作故事的重要手段，可“孝”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本原，如果不能给人以真实的感受，那么孝的说教也成了无本之木，人们不会将其作为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所以郭居敬选编的二十四个孝子在史书中都可以寻到踪迹。中国古代孝子众多，从《后汉书》开始，历朝正史里都有集中介绍孝子贤孙的专章。让哪些孝子归入《二十四孝》，想必编者是经过了慎重考虑和精心的排序。编者将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虞舜作为开篇的第一位孝子，与中国古代讲故事喜欢从开天、三皇五帝的套话相吻合。尽管《尚书》、《史记》对虞舜的孝行都有涉及，可由于虞舜身上有太多的神话色彩，难免给人以飘渺的感觉，所以作者紧接着将汉高祖刘邦的第三个儿子汉文帝推了出来。然而汉文帝毕竟是天子，其言行与普通百姓总有些距离，于是编者将眼光转向圣人孔子的门徒――曾参、闵损和子路身上。编者利用这些人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去教化民众，或许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但从某个角度看，也是编者对儒家经典《孝经》的另一种注释和支持。之后，编者最终还是将孝子故事的主人公放在普通人身上，通过亲民的方式去推广孝的微言大义。这些有着确实背景的孝子们的故事，生活在选编故事之前的不同朝代。他们用虔诚的孝行清晰地告诉读者，孝贯穿于所有时代、所有阶层；孝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道德规范。
二、叙事的以小见大
《二十四孝》是通俗读物，面对的读者大多是文化素养不高的凡夫俗子，因此其叙事必须简易明白，使人能轻易地弄懂故事的含义，故《二十四孝》的评论文字很少，叙述文字也通俗易懂。然而在有限的文字里，要使故事起到教化作用，并蕴含中国孝文化的深刻含义，就必须在选材和叙事上下工夫。通观二十四个孝子的行为，编者并没有让他们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用点滴小事彰显其个性鲜明的性格特点，并注重细节的表现力。汉文帝虽贵为天子，其孝行也是体现在照料生病的母亲上。当“母病三年”，汉文帝心急如焚，以至于“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要自己亲尝后才让母亲吃。不管天子也好，诸侯也好，在母亲跟前，永远是孩子。孩子就应该孝敬父母，天子与凡人具有共同的特质。惟其如此，孝的施行才更有实际意义。既然天子都可以耐心尽力地侍奉生病的母亲，那一般的平民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孝养自己的父母呢？整个汉代的孝子层出不穷，相信与天子的以身作则不无关联。而那些未加修饰的淳朴孝心，更给人以生动的启示。三国的天文学家陆绩，六岁随父拜见袁术，将主人款待自己的橘子藏于怀里，打算带回家给母亲；东汉年幼的黄香，夏天先用扇子将父亲枕席扇凉，冬天先用自己的身体将被子暖热，然后才让父亲休息。他们的天真可爱，让人真实地感受到孝的实施不是体现于豪言壮语和丰厚的物质，更多的是孝子们的拳拳赤子之心。同时，真正的孝行也不应是偶发事件，而是长期地坚持不懈。宋代的黄庭坚尽管在元年间任太守，身份显贵，可他对母亲的孝一如既往。每晚黄庭坚都要亲手为母清洗便桶，从不假手于他人。如此执著的孝行，连当时的苏轼都由衷地赞赏到：“瑰琦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而晋朝的吴猛又是那样的愚痴，在夏夜故意脱去衣衫，任凭蚊虫在自己身上饱食，“虽多不驱，恐去己而噬亲也。”如此违背生活常识的荒唐之举，如此因行孝而不惜以自残为代价，让人不得不对孝的价值做别样的思考。俗话说：“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以上种种孝行，无不于细微之处见精髓，并体现了编者的宗旨：孝行是大是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所暗示的象征意义。
三、叙事的象征意义
道德教化是编撰《二十四孝》的根本目的，如果故事仅仅停留于事件本身，那么其影响力要大打折扣，因此故事中是否蕴藏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此则故事对民众的教化力度。《二十四孝》用一个个细节，一个个饱满的形象，对中国古代孝文化做了更为直观的展示。
孔子认为孝应该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包含了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两大主要内容：“奉养”和“追孝”。“奉养”是子女对在世父母、祖父母等所履行的职责，包含两个重要主题：一是物质上的奉养，二是精神上的奉养。孝不分贫贱富贵，无论何种情况，都需要真心的付出，而让长辈衣食无忧则是孝行的基本。东汉的蔡顺，幼时失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又“遭王莽乱，岁荒不给，拾桑葚，以异器盛之。”这让起义的赤眉军好奇，问他为什么要将桑葚分开装，他说：“黑者奉母，赤者自食。”因为黑色的桑葚已成熟，味道好一些，所以给母亲吃；红色的桑葚还未成熟，味道不尽人意，所以留给自己吃。如此淡然的话语居然打动了上刀山下火海的硬汉，终于“悯其孝，以白米三斗，牛蹄一只赠之”。可见孝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不管是强人还是弱者，都因孝而高大起来。细观二十四孝子，他们的生活大都极度贫穷，因为他们大多生活在生产力低下、动乱频仍的社会，这些孝子的行为也就被赋予了时代特征。在贫穷的境地，孝行更考验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它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
奉养的第二个层次是精神上的，孔子对此作了很明确的诠释：“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孝行仅停留在物质上，那么与养狗马没有区别，所以孔子指出，子女还应该对父母怀有真实的“敬”之情，让父母在精神上获得愉悦的满足感。曾参的母亲因家中来客，而曾参又不在，急得咬手指。远在山中打柴的曾参突然感到心痛，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于是迅速返家。人与人之间究竟是否有心灵感应，这个难题交给科学家去解决，但对亲人那种魂牵梦绕的牵挂却是应该有的。尽管今天的我们不可能像古人那样时时守在父母身边尽孝，但对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心存一份真挚的牵挂，时常的问寒问暖却是必需的。《二十四孝》中有一则故事最让鲁迅感觉别扭，以至于看过一次后，不愿意再看第二次，这则故事是“戏彩娱亲”。它讲的是楚国人老莱子70岁了，却常穿上五彩斑斓的服装做出婴儿的憨态逗父母开心。有次，他挑水经过堂前，又故意跌倒，学婴儿的样子啼哭，让父母哈哈大笑。鲁迅认为老莱子“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想必鲁迅是从“士可杀，不可辱”的人的尊严来感受的吧？其实鲁迅大可不必如此敏感，同样是他也发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感想。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是有那么多的老人也装出婴儿状来愉悦子孙吗？为何不可以此来愉悦老人？再说，古代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少，要让高龄的父母通过文娱节目获得精神的愉悦非常困难，所以老莱子只好自编自导自演。只要老莱子愿意，父母高兴，于己于人都无害，扮扮婴儿状逗父母开心，又有何妨？这也变相地提出了孝的另一个标准――“无违”，即子女对父母无条件地服从，当个人利益和尊严与孝矛盾时要让位于孝。其实中国古代孝文化并没有一味强调孝的服从，《孝经》借孔子之口辩证地提出了“谏诤”，认为父母的命令不但不能随便听从，而且还要斟酌它是否可行。如果子女明知父母做事不对而不谏诤、纠正，那么就会陷父母于不义，那也是不孝。然而统治者需要的是忠顺之民，不需要“犯上”的逆行，所以故意回避“谏诤”的实际意义，片面强调孝文化中家长的权利，因此“无违”就成为孝观念中极为重要的基本准则。闵子骞是孔子的弟子，当其父发现继室虐待幼小的他而欲以休之时，闵子骞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此话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和心酸，闻者无不为之动容。闵子骞没有因继母的折磨而乘机报复，反而深明大义地说出了如此感人的话，即使是石头也会翻然醒悟，更何况人？闵子骞清晰地看到，如果继母被驱赶，一个完整的家庭将解体，三个无人照看的小孩将同时陷入苦难中。聪明的闵子骞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家庭的完满，无疑是更为高尚的孝。这也可以看成是“谏诤”的另一种形式：当父母犯错时，子女应该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动父母，而不是违逆。
孝文化的另一内容追孝也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指父母身亡后，子女应该为其举行合乎习俗的葬礼。如东汉的董永即使卖身为奴，也要换回丧葬费让父亲体面地“入土为安”。 二是对亡去父母和祖先的祭奠。三国时魏国王裒的母亲生前很怕打雷，后来去世了，每当天上打雷时，王裒就急匆匆地奔到母亲坟前安慰母亲：“裒在此，母勿惧。”王裒每次读到《诗经》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时，都会痛哭不已。或许人们会认为王裒的坟前慰母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其实，他比常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死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彻底的毁灭，死让相亲相爱之人从此再也无法相聚，死是痛入心扉的绝望；只有将心交给死者，生对死的思念才有出路。因此王裒那些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举和极度悲恸的哭泣实在是真切孝心的体现。孔子的另一弟子子路，家里很穷，常以野菜充饥。他为了让父母吃到米，不论寒暑都到百里之外买米背回家。在他发达之前，父母双双去世。后来他做上高官，每天山珍海味不断，却感叹说：“现在想要吃野菜，为父母去百里之外背米奉养他们，却再也没有机会了。”东汉的丁兰用木头刻了逝去父母的像，每天朝夕供奉，好像他们还活着一样。如此种种都是孝子们在父母生后将孝进行到底的具体表现。这其实也给现代人敲响了警钟，行孝一定要趁早，如果没有在父母生前与他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等到你觉得时机成熟要行孝时，一切都悔之晚矣。“树欲静风不息，子欲养亲不待”。
四、叙事的浪漫主义
《二十四孝》的编者并不只注重故事的史料来源和通俗性。为了让读者爱上《二十四孝》，编者通过想象来虚构、夸张故事，叙事颇富文采。《二十四孝》中唯一惊险万分的故事“扼虎救亲”讲，晋朝的杨香14岁时，随父到农田收割粮食，没想到父亲被老虎叼走。手无寸铁的杨香居然奋不顾身冲上去，死死扼住老虎的脖子。老虎吓跑，父亲得救。应该说，杨香敢于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多多少少有艺术夸张的成分。然而必须看到，杨香之所以能临危不惧，终究出于他心中对父亲真挚的爱。这是否是在激励人们，只要胸怀孝心，就可以爆发出强大的力量，从而战胜比自己还强大的对手？虞舜的孝行感动天帝，所以当他在历山耕种时，“象为之耕，鸟为之耘”，最后虞舜登上天子之位。如此诗情画意的情景只因孝而出现，让人不得不深信，只要行孝必有回报。东汉姜诗之母喜欢吃鱼，姜诗与妻子常常做鱼给母亲吃，最后感动上天，他们院子旁突然奇迹般地喷出泉水，泉水里还跃出鲤鱼；晋朝王祥的后母喜欢吃鲜活的鱼，王祥不因后母的虐待而记恨，在严冬之时脱掉衣服，躺在结冰的河面上，想用体温融洞抓鱼，结果冰自己开裂，还跳出两条鲤鱼；三国孟宗之母在冬天患病想吃鲜竹笋汤，手足无措的孟宗无计可施，只好跑到竹林里抱着竹子痛哭，没想到大地突然裂开，长出许多新鲜的竹笋。如此种种神奇而又虚幻的故事，常被后人当成荒诞不经的迷信，其实这显出编者的良苦用心。因为如此浪漫而又不可思议的故事，对文化水准并不高的读者来说，非常有趣味，也更有吸引力，同时也达到了宣扬孝的目的。
无论是真假虚实，还是象征浪漫，《二十四孝》在明清及以后越来越流行的现实，证明了此书编撰的成功。这主要在于编者能够巧妙地用叙事来代替抽象的说教，在洞察世俗，把握主旋律的基础上，根据读者的审美需要，用生动的文学创作手法来演绎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孝子故事。
参考文献：
[1]陈正宏．漫话二十四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
[2]杨国荣．中国古代思想史[M]．成都重印：人民出版社，1973．
[3]孔丘著．陈书凯编译．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二十四孝故事范文第4篇鲁迅所有的文章里面，我最喜欢的是《二十四孝图》。其实，《二十四孝图》中那些孝子们的故事，原本该是很感人的。只可惜，一代代人们给它披绫挂彩，涂脂抹粉，将感人的真实涂抹成了让人反感的矫情。就如同一个女子，任凭她再怎么美丽，若是脸上抹了过于厚重的脂粉，也唯有让人反胃而已。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对《郭巨埋儿》的描写。这一段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封建社会的腐朽。鲁迅先生在《旧事重提》中说：“童年时代的我和我的伙伴实在没有什么好画册可看。我拥有的最早一本画图本子只是《二十四孝图》。
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鲁迅先生还不无讽刺地说道，不仅他自己打消了当孝子的念头，而且也害怕父亲做孝子特别是家境日衰、祖母又健在的情况下，若父亲真当了孝子，那么该埋的就是他了。不是 让谁照著学，而是一点，让大家明白， 父母给予我们生命， 我们应该去爱自己的的父母， 害自己的孩子是不对的，但要学习这种文化，而非是模仿 是通过故事告诉大家孝敬父母。
绅士赤条条的躺在冰上面“借用的是”卧冰求鲤“的故事。《晋书？王祥传》说他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借用的是”子路负米“的传说。子路，姓仲名由，孔丘的学生。他服侍父母时，自己只吃粗劣的饭菜，为父母到百里以外去背米。”鲁迅在前文已说过，学“子路负米”并不难，而“卧冰求鲤”则有点危险。这里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社会状况，“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但却很少看见那些“绅士”、“将军”为老百姓做出类似“卧冰求鲤”、“子路负米”这样的善事来。
让我们的英雄走下神坛吧，还他们各自的本来面目，那些不见得多么完美、然而充满了人情味的面容，那些褪去了“神”的光环、然而闪耀着“人”的光辉的面容。
让我们唱起普通人的赞歌吧，歌唱那些软弱、怯懦、犹豫背后的高贵与坚强，赞美那些挺立于平凡身躯中的铮铮傲骨。
二十四孝图读书笔记500字（二）
随便一翻《二十四孝图》，这样的字眼映入眼帘：“卖身葬父”、“埋儿奉母”、“哭竹生笋”.“刻木事亲”、“埋儿奉母”让人感到冷酷无情；“孝感动天”、“卧冰求鲤”、“哭竹生笋”迷信思想严重；“尝粪忧心”则让人恶心。
孝是应该的，迂腐是愚蠢的，盲从是可悲的，卫道是可恨的
二十四孝故事范文第5篇关键词：研世说新语；作注；成书时间
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极为后人所推崇，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文选》李善注并称为“四大古注”，实为注家之楷模。宋高似孙《纬略》云：“梁刘孝标作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义庆之纰谬，尤为精核。”2其为称誉若此。然由于时代的绵邈久远，有关《世说注》成书时间的记载已不甚明晰，所能勾稽的相关史料也极为有限，由此就造成了学术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的局面。据笔者粗略统计，有关刘孝标《世说注》成书时间的问题目前主要有六种看法。为直观起见，现将六种代表性观点与所持论据一并列出，见下表：
早持论者。余先生在《世说·文学》篇“僧渊初过江”条注文下留意到有“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之按语，3据此认为刘《世说注》应在沈约任尚书令期间所作。《梁书·武帝纪》载：“天监六年冬闰月，以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九年春正月，以尚书令、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行少傅如故。”4则沈约任尚书令的时间为天监六年冬十月至天监九年正月。另一方面余嘉锡又认为“世说注中孝标自叙所见，言必称臣，盖奉武帝敕旨所撰。”5因此将《世说注》成书时间的下限定为天监七年五月刘孝标离开京师远赴安成王荆州府前。萧艾则对余说作进一步修正，认为天监六年十月至天监七年五月仅六七个月的时间不足以完成如此浩博的著述工作，而应是在天监七八年即入安成王府后所作。另萧艾还认为《世说注》应与《类苑》同时所作，“编《类苑》与注《世说》并不矛盾，甚至《世说注》还是《类苑》编撰过程中的副产品。”1与萧艾观点截然相反的是范子烨。范子烨认为注《世说》与编《类苑》不可能同时进行，应是在《类苑》编成后的次年即天监九年开始为《世说》作注，下限则为普通二年孝标卒。唯如此，为《世说》作注的时间才能得到充分保证。赵建成也认为《世说注》的时间应在《类苑》之后，2与范说的差异仅在有关《类苑》的编成时间上存有分歧。王能宪则持论应作于天监初孝标入西省校书时，并认为注《世说》“非借皇家秘阁所藏之书不可”。3魏世民的意见则是将刘孝标注《世说》的时间与藏书条件两种因素一并考虑，从而得出“本书写作年代当不会超出梁天监元年至普通二年（孝标卒年）间”的结论。4
综合上述分析考量，除余嘉锡外，其余五说均围绕刘孝标作注所需的时间与藏书条件进行主观推测，并无具体文献史料的支撑作依据，实不足征信。而余嘉锡的观点也有未惬人意处，刘孝标要在短短六七个月的时间内撰成引书多达四百余种的《世说注》，于情理上毕竟难以讲通。笔者认为应将刘孝标作注的行为与梁朝修礼撰史的大背景及与刘孝标相关联的其他学士的情况结合作进一步探索。
一、《世说新语》为史部秘书
《梁书·王泰传》云：“天监元年，（王泰）迁秘
书丞。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王泰为丞，表校定缮写，高祖从之。”5又
徐勉《修五礼表》载：“（天监元年）诏旨云：‘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
准。’”6《隋书·经籍志》亦载：“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7结合三条史料可知，在梁朝禅代南齐的动乱之际，战火殃及秘阁所藏图书，因此梁武帝即位之后，就下诏进行校定缮写秘书的文化建设工作。秘阁所藏图书：
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8
显然校书工作也应分类按部进行。据史载：
天监初，（张率）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9
天监二年，（到洽）直待诏省，敕使抄甲部书。10
俄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11
高祖闻其（任孝恭）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12
则校书工作不仅分门别类进行，且校书地点也分设多处：文德省、寿光省、西省等。而据“任孝恭在西省撰史”的记载可知西省应负责史部的校书工作。另《隋书·经籍志》云：“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13那么西省所负责的史部是否即四部中的丙部呢？按《隋书·经籍志》将史部细分为正史、古史、杂史、杂传、旧事等十三类。丙部中的“史记”对应《隋
书》中的“正史、古史”，“杂事”则对应“杂史、
杂传”。据《隋书·经籍志》载：“杂传，因其事
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14可知杂传、杂事即是稗官野史。因此“史记”、“杂事”实各为正史与野史，而囊括了正史与野史的丙部为史部无疑，则西省所负责典校的秘书正是丙部。另《隋书·经籍志》载：“《杂传》四十卷贺踪撰。”15而贺踪正是与刘孝标一同入西省校书的学士，《梁书·刘峻传》云：“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1也可证明西省在天监初年承担的职责应是典校史部秘书即四部中的丙部。
那么刘孝标的《世说注》会是这一时期的校书成果吗？或者说《世说新语》在当时的观念中果然属于史部秘书吗？
首先，从时代观念来看，《世说·轻诋》第二十四条记裴启《语林》向壁虚构谢安的语录而遂被废书一事，就已经表明当时人们对于《语林》是作为信史来看待的。《世说新语》与《语
林》皆为小说家言，则《世说新语》在当时也应被看作信史。此外，东晋史官干宝在撰正史《晋纪》的同时，还著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干宝在《搜神记》的序言中曾云：“今之所集……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2可见干宝是将《搜神记》当作可以与正史相提并论的信史来看待的，这也可以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视小说为史料的普遍观念。另外，宋人董弅刊刻《世说新语》，跋语云：“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3唐修正史《晋书》也多参取《世说新语》，这更加说明《世说新语》虽为杂史小说，但却具有补充正史不足之处的史料价值作用。
其次，从刘孝标本人对《世说注》性质的认识看，刘孝标的《世说注》是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蓝本。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云：
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收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4
裴松之上表所言乃是说明自己为《三国志》作注的原因、体例与宗旨，而刘孝标为《世说》作注的宗旨体例与裴注极为相似，即纠正《世说》中的错误，补充相关史料，阐释原文意旨以及列出同一史事不同说法以存异等。此外，刘孝标还继承了裴松之首创的“别传”这一注释体例。对裴注体例的有意借鉴，本质上采用了注史之法。另据笔者统计，刘孝标为《世说》作注征引古籍达453种，其中史部典籍占305种之多，引涉如此众多史书作注，显然刘孝标是以史的意识来看待《世说新语》的。张明博士则通过对《世说注》中处理所引文献作者的方法进行考察，也认为“刘孝标是以史家观点来注《世说》的。”5
综上，无论从时代观念，还是《世说注》的体
例性质，都可证明《世说新语》应归属于史部秘书。结合前引《隋书·经籍志》所载“（杂传）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可知贺踪所撰的《杂传》与《世说新语》在内容上同属稗官野
史。这就是说，天监初年与刘孝标同入西省的学士贺踪编撰《杂传》四十卷，而刘孝标在西省的具体典校工作则为《世说新语》作注，即两人共同负责典校丙部中的野史即“杂事”类。
二、《世说注》为奉敕之作
《世说注》既然是刘孝标在西省的具体典校工作，那么按此逻辑推，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实际上属于奉敕行为，下面结合各家观点进一步考辨。
前曾引余嘉锡的观点“世说注中孝标自叙所见，言必称臣，盖奉武帝敕旨所撰。”6余先生所谓“言必称臣”即指刘注中出现的“臣按”、“臣谓”语，如《汰侈》“王君夫有牛”条刘注作：
“臣按其《相经》云”，《贤媛》“王公渊娶诸葛诞
女”条刘注云：“臣谓王广名士”。据此余先生推断《世说注》应是刘孝标奉梁武帝之命而作。徐传武也认为“孝标多次自称作‘臣’，所以刘注应是奉敕——即奉梁武帝之命而作的。”7当然余嘉锡与徐传武二人的观点只是一种推测性意见，之后范子烨提出疑异，认为“臣按”、“臣谓”之语乃是赵宋人羼入，并非奉敕之作。1笔者以为，刘《世说注》为后人增附、删减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通过遍检史书，并没有发现宋朝曾下诏典校《世说新语》的相关记载，范先生也没有指出具体的史料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对《世说注》记载的真实性在整体上持信任态度。结合前引《梁书·刘峻传》“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的记载可知，《世说注》中出现“臣按”、“臣谓”之语正是对刘孝标入西省奉诏校书的呼应。另《隋书·经籍志》载：“《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2则殷芸曾奉敕编撰与《世说》同属“杂事”类的《小说》，可作为《世说注》为奉敕之作的辅证。笔者还以为，正是由于《世说注》为奉敕之作，注文中才会有“尚书令沈约”的称呼。徐勉《修五礼表》云：
五礼之职，事有繁简，及其列毕，不得同时。《嘉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礼仪注》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凶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列副秘阁及《五经》典书各一通，缮写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毕。3
从此表中可知，秘阁四部中的经部在各项礼仪校注完毕后，按照既定程序当上报尚书令，则可推知四部中的史部也应按此固有模式上呈尚书令。换言之，《世说注》撰成也应由尚书令过目检核。刘孝标既然引及沈约所撰的《晋书》，又需呈报于沈约，才会有此敬称。这是《世说注》确为奉敕之作的另一条有力证据。
梁武帝为何要敕诏刘孝标入京撰写《世说注》？或者说，刘孝标本人在奉诏前是否已经具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条件？陈垣指出“以今日观之，孝标之注《世说》及撰《类苑》，均受其在云冈石窟寺时所译《杂宝藏经》之影响。
印度人说经，喜引典故；南北朝人为文，亦喜引典故。《杂宝藏经》所载印度故事，《世说》及《类苑》载中国故事，当时谈佛教故事者，多取材于《杂宝藏经》；谈中国故事者，多取材于《世说新语注》及《类苑》，实一时风尚。”4陈垣认为刘孝标早年在北魏云冈寺翻译佛经的经历对其后来作《世说注》善引典故这一方面有很大的帮助。笔者则拟从刘孝标自身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来进行分析，因为正如清人叶德辉在《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自序中所言：“《世说注》中所引书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廿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引涉的书目遍及经史子集，可见为《世说》作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能够做到博闻强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梁）天监初召入西省”之前的刘孝标在学识上已经达到这一要求吗？
《梁书·刘峻传》云：“齐永明中，从桑乾得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
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5《南齐书·崔慰祖传》则谓：“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6结合这两条史料可知，崔慰祖乃是刘孝标在南齐时曾同游书圃的好友，而且刘孝标祈借“异书”的途径多从崔慰祖处所得。高似孙《纬略》云：“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7
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时所引“出于正史之外”、“闻见未接”的这些文献资料极有可能在南齐“更求异书”时已经有所涉阅。
另据《隋书·经籍志》载：“《海岱志》二
卷，齐前将军记室崔慰祖撰。”1按，《海岱志》在《隋书》中属于杂传类，那么刘孝标所祈借的
“异书”中一定也包括杂传类。前已考知，《世说新语》与《杂传》在内容上同属稗官野史，则刘孝标在崔慰祖处借阅“异书”时对《世说新语》这类小说家言也定会有所涉猎。此外，《南齐书·崔慰祖传》中还有“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的记
载，2可见刘孝标在南齐建武年间时已被推认为博览强记的硕学之士，对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知识的掌握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更不用说《世说新语》之类的小说野史。还有，据《梁书·刘峻传》载：“时竟陵王子良博招学士，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用为南海王侍郎，不就。”3又《南齐书·武十七王
传》云：“永明五年，（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4尽管因为其他客观原因求萧子良处国职失败，但刘孝标的求职本身就已经表明他能够胜任“抄《五经》、百家、《四部要略》”的工作，而为《世说新语》作注的能力更是不言自明。
以上分析可知，从刘孝标自身的学识来看，在“（梁）天监初召入西省”之前已具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条件。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感慨：“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
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5刘知几更是认为，刘孝标的才识可与班固、司马迁相颉颃，为《世说新语》这类小说野史作注更是大材小用。这也说明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确是被动接受的行为，即受梁武帝之命入京奉诏校书。
总之，撰写《世说注》应是在梁朝天监年间修礼撰史的大背景下刘孝标奉诏校书时的具体工作，而刘孝标奉诏校书的时间与撰写《世说注》的时间二者之间必然有紧密关联。下面将首先对刘孝标在梁朝奉诏校书的具体时间进行考证，进而考察《世说注》的成书时间。
三、刘孝标奉诏校书时间考
有关刘孝标在梁朝奉诏校书的时间问题，与其在天监年间的行迹有密切关联。笔者通过比勘史料发现，刘孝标在天监年间实际上有两次奉诏校书的经历，考证如下。
《文选》李善注引刘孝标自序云：“梁天监中，诏峻东掌石渠阁，以病乞骸骨。”6而《梁
书·刘峻传》则谓：“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
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7虽然这两则材料的内容都是记述刘孝标在天监年间校书离职之事迹，但细加寻绎，我们发现二者所指并非一事。首先，在时间的表述上存在差异。《梁书·刘峻传》记为“天监初”，而《文选》作“天监中”；其次，校书任务不同。《梁
书》是参与典籍校订，《文选》则为主持“石渠
阁”典校工作。8刘孝标曾撰有“《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9因此“东掌石渠阁”应是指刘孝标掌持文德殿秘阁藏书目录的编撰任务，而不是在西省典校秘书；再次，离职原因也不同。《梁书》是“为有司所奏免官”，性质为被动离任，而《文选》则为“以病乞骸骨”，乃是主动辞职。因此，刘孝标在天监年间应有两次受梁武帝之命入京奉诏校书，而有关这两次奉诏校书的具体时间也可以考知。
《梁书·王泰传》云：“天监元年，王泰迁秘
书丞。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
乱殆尽。王泰表校定缮写，高祖从之。”1则高祖梁武帝在天监元年就已经下诏典校秘书，结合《梁书·刘峻传》“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2的记载，可知刘孝标入西省校书的起始时间也应在天监元年。
另《南史·刘峻传》云：“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3刘孝庆任职青州刺史的时间因史料的缺乏已失考，因此刘孝标被免官的时间也不能考知，然其下限仍可推之。如上文所言，刘孝标第二次奉诏的任务是掌持文德殿藏书目录的编撰任务，《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即是其编撰成果。南朝目录学家阮孝绪在其《古今书最》中存有《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我们认为其中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应指刘孝标所撰的《梁文德殿四部目录》，理由如下。
《隋书·经籍志》云：“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4则术数应归属于四部中的乙部类。《隋书·经籍志》又云：“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5由此可知，“梁有《五部目录》”即是指刘孝标所编纂的文德殿四部目录以及从乙部中分离出并由祖暅撰名的术数书之目录，也就是阮孝绪在《古今书最》中所收存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则刘孝标在文德殿编撰四部目录的起始时间至迟在天监四年。换言之，天监四年也应是刘孝标第二次奉诏校书的下限时间。
徐传武在《〈世说新语〉刘注浅探》一文中指出“刘孝标入梁以后，曾被召入西省典校秘书，奉安成王之命抄录事类，编纂类苑，未成，因病去职。后被梁武帝以文学之士召用。”6显然徐先生也推测刘孝标应有两次奉梁武帝之命的校书经历，这与上文的考证结果是一致的。但他认为刘孝标第二次奉诏校书的时间在天监七年入安成王荆州府之后的观点则不能成立。《梁书·刘峻传》云：“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7结合前引《文选》“梁天监中，诏峻东掌石渠阁，以病乞骸骨”的记载，可知天监七年入荆州后的“复以疾去”正是对刘孝标第二次典校秘书时“以病乞骸骨”之事的呼应。否则“复”字该作何解释？因此第二次奉诏校书的时间必定在入安成王府前，也由此推导出第二次校书离职的下限时间应为天监七年。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刘孝标在天监年间共有两次奉诏校书的经历。第一次为天监元年至天监三年（免官下限）在西省参与典籍校订，第二次为天监四年至天监七年（入荆州前）在文德殿主持秘阁藏书的目录编撰工作并继续典校秘书。第一次奉诏校书即初入西省的时间为天监元年，这也是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起始时间。前引《世说注》曾有“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之按语，而沈约始任尚书令的时间为天监六年十月，则表明至迟在天监六年十月《世说注》还没有撰成。这就是说，刘孝标在被免官前即第一次奉诏入西省时并没有完成《世说注》，第二次奉诏后又接续其作注工作，当然撰成《世说注》的下限应为天监七年入安成王荆州府前。
综上所述，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起始时间为天监元年，完成的下限时间则为天监七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