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霍维茨有哪些成功故事？
英国科学家悉尼·布雷内、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霍维茨和英国科学家约翰·苏尔斯顿，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为他们发现了在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规则。来自美国的霍维茨在大学本科学的是数学和经济学，在哈佛大学读的则是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对于这样一位受过良好数学与经济学训练的科学家而言，对方法的注重和实验数据的要求远不同于一般的生物学研究者。在霍维茨看来，要理解和分析生物学问题，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定量化的数据，如DNA序列或同位素实验数据等。霍维茨发现，“程序性细胞死亡”是细胞一种生理性、主动性的“自觉自杀行为”，这些细胞死得“有规律”，似乎是按编好了的“程序”进行的，犹如秋天片片树叶的凋落一样。而对于程序性细胞死亡这一问题霍维茨意识到，应该从遗传学的角度入手，于是，霍维茨便决定利用遗传突变的方法，去寻找负责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基因。经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霍维茨于1986年在著名生物学刊物《细胞》上，报道了从线虫中克隆出的负责细胞凋亡的基因。在健康的机体中，细胞的生生死死总是处于一个良性的动态平衡中，如果这种平衡被破坏，人就会患病。如果不该死亡的细胞，比如受艾滋病病毒的攻击过多地死亡，同时不该死亡的淋巴细胞却大批地死亡，那就会破坏人体的免疫能力而导致艾滋病发作。反之，如果该死亡的细胞没有死亡，就可能导致细胞恶性增长而形成癌症。所以，基因规则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把一个系统，大至宇宙天体、地球生态、人类社会，小至村落环境、室内空气和动植物个体，都作为一个发育或发展的“成熟体”来看待的话，那么其内部的元素或细胞的生生死死，也应该总是处于一个良性的动态平衡中。只有这样，这些发育或发展的“成熟体”，才能在“良性的动态平衡中”健康地生存。霍维茨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正确地选择了研究细胞凋亡的实验手段，即通过遗传学的方法去寻找决定细胞凋亡的因子。在今天来看，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既然生物体先天就具有这种死亡机制，那么一定有其遗传基础——基因。但在当时，在刚刚从形态学水平观察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就能意识到如何进行深入的研究，显然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罗伯特·奥曼有哪些成功故事？
奥曼成功地以许多不同的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了甚至是最复杂的观点。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奥曼总会把深奥的抽象的理论问题简单生活代，他对博弈论的定义就十分简洁明了，更容易让大众理解。在博弈论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叫“智猪博弈”。猪圈里有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它们共用一个食槽。食槽的另一端安装着供应猪食的跷跷板，踩一下跷跷板食槽里就会掉进一定量的饲料。如果大猪去踩，它就能够在小猪吃完饲料之前赶来抢到一点饲料；如果小猪去踩，大猪在小猪回到食槽之前就已经把饲料吃完了，这样一来小猪什么也得不到，反而浪费了精力。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终出现的局面将是，大猪乐此不疲地来回奔跑于食槽和跷跷板之间，小猪则选择守候在食槽旁边，坐享其成。这是一个博弈模型。结论是，在一个双方共享的竞争环境中，有时占优势的一方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有悖于他的初始理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奥曼总是能用简单生动的日常生活例子描述抽象难以理解的博弈论学说。奥曼在博弈论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可以说，跟他的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这一聪明才智有这直接的关系的。在当代的博弈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他未涉足过的领域。他的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广度和深度。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奥曼所研究的问题为他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推动力，他所研究的大部分中心问题联系密切。从而使他研究的结果产生新的经济学见解和思维。也因他总是把抽象问题简单化，所以他的理论也能被大众们所认可。基于罗伯特·奥曼的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于2005年10日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在博弈论领域作出的贡献。
索洛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历程有哪些？
在哈佛的日子里，索洛开始对统计学和概率模型产生了兴趣。他从社会关系学系的菲德烈·摩斯泰勒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然而，哈佛的统计学教学很不正规，所以，索洛听从摩斯泰勒的劝告，于1949—1950年去哥伦比亚大学听了一学年的课。在那里，他听阿伯拉罕·华尔德、雅谷·华尔福威茨和T·W·安德逊讲课。那一年间，索洛还在写博士论文，探索将相互作用的马尔科夫过程应用于就业、失业及工资率、模拟工资收入数额的分布。那篇论文在哈佛被授予威尔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