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变是怎么回事
甲申之变是怎么回事？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明朝都城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这一事件发生在明末甲申年，后世称之为“甲申之变”。清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随后派军北上，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面临崩溃的边缘，继续倾尽全力，为挽救危局而努力。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清朝军队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背景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
甲申之变是怎么回事
甲申之变是怎么回事？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明朝都城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这一事件发生在明末甲申年，后世称之为“甲申之变”。清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随后派军北上，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面临崩溃的边缘，继续倾尽全力，为挽救危局而努力。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清朝军队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背景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
甲申政变的影响
甲申政变后，朝鲜政府为开脱责任，同时为被杀害的大臣报仇，一方面编写名为《甲申变乱事实》的小册子，散发全国并呈送清廷，将责任全部推给金玉均等人，否认国王写过“日使来卫”的教旨，称这是金玉均自己伪造的；一方面大力清洗开化党，当时开化党的核心人物的家属无论男女老幼俱被处刑，就算是曾官拜领议政的元老大臣洪淳穆（其子是洪英植）也被赐死。另有12名开化党边缘人物被处死，其后又有多人被陆续处死，被杀害的开化党人多达100余人。 作为开化党支持者的福泽谕吉曾在1885年2月26日写过一篇《朝鲜独立党的处刑》的文章，极写开化党及其家属（尤其是妇女儿童）被杀戮之惨酷，抨击朝鲜事大党政权的野蛮，称朝鲜为“地狱国”。朝鲜政权又落入了以闵妃集团为中心的事大党手中。朝鲜失去了一次实现近代化的机会，至此经历了10年的停滞时期。甲申政变后，日本借机勒索朝鲜，于1885年1月同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向朝鲜索取了谢罪、赔款、惩凶、增兵等条款。1885年4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订立《天津会议专条》（《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因而在事实上在朝鲜确立了同清朝对等的地位。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败。甲申政变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在镇压这次政变的行动中立下大功，因而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并时常出入王宫，俨然朝鲜监国，清朝在朝鲜的宗藩关系得到强化。大多数朝鲜官民称颂清军平定乱党、击退日军、解救国王的“再造之恩”，甚至“京乡街路，短碑相续，至有竖石立祠之议，如宣庙时宣武祠故事（指朝鲜宣祖时纪念壬辰倭乱时东援的明朝将领李如松等的祠堂），永示不忘，以颂天朝之恩，而入髓感颂”。 不过也有部分朝鲜上层人士以甲申政变为契机，激起了民族意识，展开进一步的自主运动。同时，甲申政变后法国、奥匈帝国等更多的国家也与朝鲜缔约建交，朝鲜与外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播被宣布为合法，甲申政变后的朝鲜虽然处在闵妃集团统治下的停滞时期，却也在平静的表面下酝酿着更为重大的变革。
甲申政变的意义
甲申政变是朝鲜半岛历史第一次资产阶级改革。它企图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朝鲜的近代化，从而使朝鲜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政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带有鲜明的进步性，反映了新兴的朝鲜资产阶级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的愿望，其开化思想也促进朝鲜的思想解放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它也为后来朝鲜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改革——甲午更张铺平了道路。但开化党采取的亲日态度以及与日本的合作，无疑是与狼共舞。这又在根本上违背了朝鲜民族的利益，所以它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朝鲜人民的支持。如果政变一旦成功，将不可能带来开化党主观期望的朝鲜的独立富强，相反会大大加快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进程。之后的甲午更张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甲申政变推动了朝鲜历史的发展，是朝鲜近代化的重要一笔。甲申政变也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虽然违反国际法，图谋颠覆朝鲜政权，并且被清军打败，但是却在外交上反败为胜。日本透过这一事件同清政府缔结《天津条约》，实现了自己与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对等地位，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朝鲜的势力，对内则养精蓄锐，准备与清朝在朝鲜半岛决一死战，从而使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成为必然。关于甲申政变的总结和评价，历来是史学界的争论热点，尤其是对于其性质的论定，更是由于所处时代和历史观点的不同而众说纷纭。当时的朝鲜王朝政府对甲申政变持完全否定态度，将开化党称为“逆党”、“叛党”。日本学者早期亦多把甲申政变视为朝鲜王朝传统的年轻士族与外戚权贵之间的“党争”，并认为中日两国的卷入是“两国官方不明朝鲜政情而被利用罢了”。 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二任总统朴殷植则在其著作《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中将“甲申独立党之革命失败”作为第一章，将其视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端。到了现代，朝鲜、韩国和日本的学者在甲申政变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不少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分歧也很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起初认为甲申政变是贵族阶级中的革新分子在外国（日本）势力的影响下发动的政治阴谋和宫廷政变，但朝鲜战争以后，这种看法逐渐发生变化。1962年出版的《朝鲜通史》将甲申政变定性为“朝鲜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第一次反对封建制度的运动”，“是一场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上层改革运动”，这样评价道“诚然，这次改革运动极不彻底，但它是变封建朝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尝试，在当时朝鲜社会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是起到了进步作用的，这也就是甲申政变的意义所在。”并认为“甲申政变也招致了清日两国势力向朝鲜进一步渗透的恶果”。中国大陆史学界的观点与《朝鲜通史》的观点大致相同。1970年代主体思想在朝鲜确立后，朝鲜史学界又将甲申政变的性质改为“资产阶级革命”，并延续至今。韩国史学界也对甲申政变高度评价，韩国历史学家李瑄根根据朴正熙时代的“国防史观”，称开化党（独立党）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先驱者”，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亦在其著作《韩国近代史》中认为：“‘三日天下’虽然结束了，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必须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随着韩国的民主化，甲申政变的负面评价逐渐增多。 所以甲申政变的评价至今分歧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