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诺贝尔奖的演讲中的三个故事分别是什么含义？
第一个故事：自由。道德绑架（或者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自由，以及作为绑架者（或者被控制者）扼杀自由之后的自责。第二个故事：人类都很自以为是，他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责。第三个故事：看似道德的、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往往是最不道德的。另一层意思，集体利益不能绑架个人利益。还一层意思，一帮不道德的人却扮成了卫道士，扼杀无罪的人遭来灭顶之灾。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诺贝尔奖（The Nobel Prize），是以瑞典著名的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的部分遗产（3100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在1895年创立的。 在世界范围内，诺贝尔奖通常被认为是所颁奖的领域内最重要的奖项。
莫言在诺贝尔奖的演讲中的三个故事分别是什么含义？
1、故事1的含义：社会中伪道德的盛行，会殃及淳朴正直的人；社会要允许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和个人生活方式。要提高社会的包容性，如果一个国家民族，什么事情都只有一种声音，那是非常荒唐和危险的。历史上不缺乏这样的祸患和教训。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需要保持多样性，那样才是百花齐放的美好生态环境。2、故事2的含义：在官僚主义的社会，社会上层或者领导阶层，有许多把底层人物不当人看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目中无人的人会为广大的人民大众谋福利，他们只会把大众作为忽视、渔肉和玩弄的对象，xx富之流。那个顶嘴的士兵就是象征一个真正的“斗士”。之所以顶嘴后又要道歉，意思是这种不是有意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现象。这种道歉，应该是莫言对可能因为他的小说及获奖前后言论受到一定刺激而耿耿于怀的一批人的礼节性的道歉，我怀疑这道歉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本来就不需要道歉，要道歉的是那个“老长官”。3、故事3的含义：庙可以解为社稷国家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充斥着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或利益，不惜手段（扔草帽占卜）把自己的同类“扔出庙门”接受灾难。而不管那个被扔出的人是否无辜，其实作孽而要受惩罚的恰恰是那心狠手辣的七个人，破庙没有塌掉之前，他们之所以历风雨雷电而暂且生存，正是因为那个有阴德的人和他们在一起，上天怕殃及无辜而不好下手。但当那个不该死的人被扔出庙门后，上天一雷就把破庙劈倒了，让那罪恶之徒“死得其所”。扩展资料创作特色寻根文学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演讲《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正是受到福克纳的启示，莫言将“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莫言表示：“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于是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一个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正如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莫言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演说获奖感言是什么？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我喜欢讲故事名字“莫言”像讽刺。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在小学五年级时因“文化大革命”辍学，在农村劳动长达10年，主要从事农业，种高粱、种棉花、放牛、割草。在文革期间无书可看时，他甚至看《新华字典》，尤其喜欢字典里的生字。后来，莫言靠着《中国通史简编》这套书度过了文革岁月，接着又背着这套书走出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