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临的家族古墓
2006年1月中旬，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五里头村的吕氏家族墓被盗掘，西安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破获了这一盗挖古墓文物案，查缴文物89件（组）。计有西周乳钉纹铜簋、汉代朱雀铜熏炉、盖鼎、盘、镜、灯、三国重列式神兽章纹铜镜、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铭歙砚、錾花铜匜、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螺杯盏、石单耳杯、执壶、“湖州照子”铭铜镜、鎏金铜箸、匙以及宋代的青釉刻花花口瓶、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盏托、蚌雕围棋子等器物。部分宋代以前的铜器有宋刻铭文和墨书题记。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器等均为首次发现。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组初步鉴定，这批文物中属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1件（组），三级文物49件（组）。文物数量之大、级别之高均属罕见。这批已经追缴的被盗文物中既有北宋文物，也有不少汉唐及西周铜器，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极喜收藏且收藏宏富的收藏家。从吕氏四兄弟的经历和身份看，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吕大临。但根据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及墨书题记，被盗墓葬的下葬年代不早于政和年间（1111—1117），而吕大临却早在元佑八年（1092）就去世了。因此，这批文物显然不属于吕大临。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根据有关资料，吕氏家族墓共有吕氏四兄弟及吕通等人墓冢15座，现封土俱夷为平地，地上已无任何标志。据盗墓者交待及当地村民介绍，为盗掘吕氏家族墓，盗墓者曾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踩点勘查，最后选定了位于果树林中的一座墓葬进行爆破盗掘。由于墓内情况不明，加上时间匆忙，他们第一次仅盗走了墓内的部分文物。为了便于再次作案，他们离开时对盗洞做了精心的遮掩和伪装。但未及再次作案，就落入了法网。因此，被盗墓以及未被盗掘的吕氏家族墓中应该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物。由于吕氏乃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加之宋代私人收藏之风极为盛行，除吕大临之外的吕氏兄弟收藏拥有大量宋以前的文物当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这座墓真属于吕氏其他兄弟，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吕氏家族乃至宋代最喜收藏、影响也最大的吕大临墓中当有更多更为惊喜的发现。
我想知道考古鼻祖吕大临的墓
1.盗墓是为了牟取私利而对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考古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并增进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
2.中国针对古墓葬的考古发掘基本都是被动发掘，也就是说在墓葬得不到妥善的原地保护情况下（抢在基建工程开始之前、盗掘被发现之后）一种迫不得已的抢救手段。对任何考古工作者来说不发掘都是最好的保护。
要说挖墓是否名正言顺，得先问问大规模的机械化建设掘地三尺是否名正言顺，那些破坏了墓葬的原有结构、使出土物脱离了原有环境、使人的遗体得不到妥善保管的盗墓活动是否名正言顺。谁是因谁是果要分清楚。
3.考古工作侵犯“别人”么？事实上几乎全世界所有考古工作，都必须征得当地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同意，而且充分考虑到和尊重研究对象的后代、信徒等特殊群体的利益。以涉及伦理道德的人体遗存和涉及宗教信仰的遗存为例，《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明文规定：
“博物馆必须确保陈列与展览中呈现的信息是有充分根据的、准确的，且恰当考虑这些信息涉及的人群或信仰。”（4.2）
“人类遗骸和宗教圣物的展陈，必须符合专业标准，同时要考虑其原属社区、族群或宗教团体的利益与信仰。其展陈必须郑重得体，并尊重公认的情感和尊严。”（4.3）
田野考古发掘中也是类似，大部分国家考古工作的职业道德都有这类基本规定
吕大临的基本简介
吕大临，号芸阁。先祖原为河南汲郡（今河南卫辉县）人，其祖父吕通曾任太常博士，因为葬在蓝田，吕氏后代遂移居蓝田。父比部郎中吕蕡共有六子，一个夭折，五人登科及第，今有史可考者，只有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四兄弟，大临为幼。吕氏四兄弟均在北宋朝廷任职，不但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为关学代表性人物。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经过推行，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学大使张载最初在关中开始讲学时，首和者为吕大钧，其弟大忠、大临相继都尊张载为师，由此带动了关中学者奔向张门求学之风。史载“横（即张载）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使“关学郁郁满秦川”，并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吕大防虽不属张载门人，《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在今陕西眉县）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这些情况表明，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则是蓝田诸吕。这正是关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与二程洛学及王安石新学构成鼎立之势的重大政治因素。再加之，吕氏四兄弟自身的学术成就，故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吕氏为关中学派蓝田系”。 在四吕中，又以吕大临的学术贡献最为突出。他虽登第，却以门荫入官，称“不敢掩祖宗之德”；虽人在仕途，却心系学术，与兄长吕大忠、吕大钧追随张载，投身关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的精研与实践。是诸吕及张载弟子中对“关学”发展贡献最大、“守横渠学甚固”之人。
吕大临的作品评价
吕大临的思想虽然带有不少理论思辨的色彩，但其为学却充分体现了关学注重实际、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以复三代之治的特点。吕大临虽然潜心学问，但并不是埋头钻研，而十分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很多高官任人唯亲，嫉贤妒能。针对这种弊病，他竭力主张改革考试方法和学制，选拔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后还要勤于考察，胜任者留职或者提拔，不胜任者降职甚至罢除。他的这些改革主张，有的放矢，颇有见地。范祖禹以其勤奋好学，人品出众，曾向宋哲宗推荐，任他为太学讲官，但未及抵任而逝，年仅47岁。吕大临的文章写得很有特色，而且功力深厚，他为怀念张载和程颢两位先师而写的《横渠先生行状》和《哀词》，行文婉约有致，沉痛之情溢于文中，读后令人确有思念之感。只有一百四十四字的《克已铭》，则用词典雅，正气溢于言表，确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三朝元老富弼早先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改革），后又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王安石革职在家，意志消沉，信教于佛门，吕大临当嘱晚靠，亦然写信劝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不入于士，则入于释……”。使官弼恍然醒悟，立即复信谢之。程颢称吕大临守横渠气节甚固：“每横渠无法说处皆相存”。说明他既学“洛学”的长处，又守“关学”、“注重气节”、“躬行礼仪”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