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邦的成就及荣誉
从1921年他在南京成美中学踏上讲台至今70年，他所讲各课，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每一堂课，中心是什么，怎样让学生掌握重点，都成竹在胸。授课时，他总是先从事实出发，或表演示教实验、或讲授化学历史故事、或表列实验数据，以启发学生自觉有效地进行学习。他语言生动，深入浅出，条分缕析，生动活泼，总能抓住学生的心理，所以课堂秩序井然。学生和教师都反映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还学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在美国从事造纸工业的30年代的学生郗公铭在给他的信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每当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都要想起1937年您教授无机化学课的情景，您只带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一个化学反应式，然后提问题让我们思考，启发大家自由讨论。被提名发表意见的学生有的马上作出反应，答不出的你也不留难。从此我努力参阅资料，准备下一堂课的讨论。当然，最精彩的是下课前五分钟，在透彻地讨论以后，您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画龙点睛，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您不仅传授我们知识，而且引导我们如何追寻知识，这使我们终生受益。”戴安邦不仅在教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而且在教学理论上也有重要贡献。80岁以后，壮心不已，孜孜不倦地写出一些教学方面的文章，供后人借鉴。1983年在全国无机化学教学讨论会上，针对国内高等学校化学教学的缺点发表“基础化学教学启发式八则”一文，认为目前只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注入式教学法应予废止，因为这种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必须采用启发式。至于如何进行启发教学？他归纳为：“引导学生有学习要求，诱导和启发学生始终专心，以学生为学习主体，使教学符合认识规律举一反三，学思结合，重视实验教学，重视教学的思想性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等八条。”他以内涵相似的两句名言说明启发式的重要性，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和“孬教师给人奉送真理，好教师教人发现真理”。他这篇论文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提倡启发式，其更深一层的内涵是：如果一名教师认为只要掌握专业知识就可教好一门课，这是不够正确的，因为教师尚须掌握教学规律，并按此规律进行教学，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取得较好的效果，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早在1934年，他就在《科学教育》杂志上提出：“科学教学不单只传授知识，而要进行全面的教学，包括人的科学思想和品德的培养。”这反映了他早期的教书育人的思想，如今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已总结成“全面的化学教育和实验室教学”一文（《大学化学》1989年第一期）。他认为：“只传授化学知识和技术的化学教育是片面的，全面的化学教学要求既传授化学知识和技术，更训练科学方法和思维，还培养科学精神和品德。学生在化学实验室中是学习的主体，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实验，训练由实验解决化学问题，使各项智力因素皆得以发展，故化学实验是实施全面化学教育的一种最有效的教学形式。”在戴安邦70年的教学生涯中，一贯重视教学法研究，上述两文只是他的重要著作。在两文发表以后，引起国家教委的重视和许多化学教师的强烈反响，纷纷组织学习。有的教师来信说：“由于该文可作为我们教师的座右铭，终生受用，我已经把它背下来了。”影响之深，可见一斑。过去我国高校的化学教材，在中华民国时期用英美课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翻译的苏联教材，均不能适应培养我国化学人才的需要。1956年戴安邦接受教育部下达的主持编写高等学校无机化学教材的任务。作为主编，他和我国著名的无机化学家尹敬执、严志弦和张青莲四人编写出我国第一部无机化学统编教材《无机化学教程》，该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阐述化学的起源是金丹术，而金丹术的发生和发展，我国均为先驱。当然近代化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产生于西方。接着就叙述学习化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即由实验观测而得的化学感性认识，经推论而得的理性知识。化学内容包括感性知识的化学事实和理性知识的化学定律和学说。以后各章即根据理论分别讨论各类无机物及其性质和结构。摒弃了当时苏联教材中普遍存在的“新生态”等陈旧概念。该书于1958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以后多次重印，1964年出第二版，1972年第15次印刷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教材至今仍然是我国公认的重要的化学基础教材和参考书。戴安邦除了主持和亲自编写教材和参考书外，还组织和支持中青年教师编写、编译书籍。在他倡导下，南京大学化学系近年来已出版各种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十多部，许多书中都浸注了他的心血。戴安邦一贯重视实验教学，他认为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学习化学特别需要从实验入手。化学的感性知识主要靠化学实验提供，而且化学课的实验作业主要是学生的实习活动，他们始终应处于主动积极地位，在实验室里他们能学习各种动手的技能，更训练由实验结果求得的结论，解决问题，即由感性认识求得理性知识的能力。他把近年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奖金、稿费和海外学生出于对老师的关心给他的赠礼作为基金，于1985年设立：“学生实验优秀奖”，每年表彰应届化学系本科毕业生中实验成绩优秀的学生，到1991年为止，已进行了七届评选，共有53人获奖。鉴于学生在实验室教学中所受教育的质量又有赖于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器材、设备等条件，故于1989年又设立“化学实验教学先进奖”，奖励化学实验教学先进的教师和从事化学实验教学管理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他这种一心为化学教育作奉献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弘扬与学习。 早在1934年，金陵大学就成立了化学研究所，戴安邦任主任，讲授胶体化学、高等无机化学等课程。研究所自成立至抗日战争胜利十余年中，共收研究生20余人。当时金陵大学是经教育部核准授予理学硕士学位的最早的大学之一。金陵大学化学研究所的一位首届毕业生接受部颁的硕士学位证书为天字第一号，表明他是当时获得化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人。根据戴安邦对于科研的选题见解，化学研究所于1935年即受江苏省建设厅委托，从事江苏土壤肥力的调查研究，以应农业建设的实际需要，根据农产品的种类产量和土壤分类，将江苏省划分为若干代表区，在各区的16个县采集土样203种，经分析综合后，编辑成《江苏土壤肥力》一书，由江苏建设厅出版。该书提出的因地制宜施肥方法，对促进农业的发展很有意义。抗日战争期间，金陵大学于1938年迁至四川成都。不久就接受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委托，研制碱式碳酸铜。四川北部山区农田小麦遭受黑穗病毒害严重，碱式碳酸铜为防治该病害的特效药剂。化学研究所即研究成功从废旧铜材料制得高纯度的碱式碳酸铜细粉并以实验室规模进行生产，交省农业改进所发售给农民，川北严重的小麦黑穗病得以制止，挽回农民的重大损失。一年余时间，共生产2000多公斤，后需要量日增，即将制法交给省农业改进所生产。因该任务而进行的基础研究，如金属铜的氧化溶解反应的速度、碱式碳酸铜沉淀的晶化研究成果均在中国化学会志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确定科学研究方向时着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说过：“科学家到生产实践中去找研究课题，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是当务之急，但同时要求对其中有关的基础理论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再回到实际中去，使生产不断改进和革新。这样实际问题既能得到解决，基础理论也增加了内容，对学科发展也有所贡献”。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硅酸聚合作用理论”就是从研究实际任务开始的。1955年西北黄土高原土壤加固研究工作要求找出影响硅酸胶凝材料作用的因素。这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国际上已研究了一个多世纪，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多为片面、分散的结果，不少甚至互相矛盾。当时南京大学在科研方面的设备条件还不理想，戴安邦却欣然承担了这个课题，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接受的第一个从实际中来的科学研究任务。他带领助手和学生较全面地研究了酸度、浓度、温度和外加盐等因素对硅酸聚合作用的影响，根据所得结果提出了一个较全面的“硅酸聚合作用理论”。它首次统一说明了各种因素对硅酸聚合而成凝胶作用的影响，尤其是酸度的影响，提出在溶液中硅酸负离子因酸度增加，而形成中性分子和正离子：硅酸聚合是依两种不同的机制进行的，在碱性或中性溶液中，主要是硅酸分子和硅酸负离子的氧联反应，由单酸形成双酸，双酸又以氧联反应生成多酸，继续反应以至胶凝。在酸性溶液中主要是硅酸分子和硅酸正离子的羟联反应，单酸形成双酸，双酸继续以羟联反应生成多酸直至胶凝。根据这两种机制导得硅酸胶凝时间与溶液pH的关系的动力学公式。这个理论统一而定量地说明了溶液中各种因素与硅酸聚合而成凝胶的速度的关系，并由电泳实验证明了硅酸正离子的存在。更可贵的是在极酸溶液中理论预言的最高速度点也由实验证实。由实验结果还求出了上述硅酸离解常数К0、К1、К2的表观值和真实值。这些均表明硅酸聚合作用理论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是对硅酸及其盐的溶液化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迄今硅酸的研究论文已发表30余篇，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该理论及数据已被引用于国外专著及一些国际性手册中。这个理论已为硅溶胶生产、建材、铸造、电能贮存、萃取分离和硅肺发病机制等有关硅的实用领域提供理论依据，对生产和科研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成果被选入国家科委组织编撰的《中国基础研究百例》一书（北京能源出版社，1990年），还被南大校刊誉为“植根生产实践的科研之花”。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的“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课题，其远景目的是为改变高温、高压以达到在较温和条件下合成氨，也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课题，其中也包括着合成机理等基础理论问题。戴安邦亲自参加调研，动手实验，在1973年全国固氮会议上，从实验和理论上指出当时国际上流行的“铁催化剂为电子授受体（EDA）”的不正确的概念，提出α－铁原子组成的中心起主要作用的看法，他与同事们对氮、氢及所研究的金属钾－活活性碳-铁类催化剂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终于在1975年提出了合成氨催化剂活化氮中心的七铁原子簇模型，受到同行的赞许。多价金属离子水解聚合形成多碱的研究又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例子。邮电部在南京的器械四厂为生产全塑电缆需进口的一种碱式铬（Ⅲ）盐偶联剂，交由南大化学系研制。戴安邦即组织人员进行调研、研制，很快成功，经鉴定后投产，取代了进口品，对我国通讯电缆现代化作出了贡献，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为阐明铬离子水解聚合的机理，他亲自制定实验方案，用静置平衡pH法代替传统的连续滴定pH法，因为惰性的三价铬离子水解聚合反应极慢，一个样品达到平衡有时要一个月时间，尽管自50年代起国际上对几乎所有的多价金属离子的水解聚合作用都经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对铬离子的水解作用的精确资料则很缺乏。戴安邦等测定了铬离子在不同条件下水解聚合反应平衡共5000多个数据，经计算机用自编程序处理，求得二聚到四聚铬离子的不同组成的形成常数的准确值，并发现当时已确定的“根十节”理论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的适用于铬离子的水解聚合作用。该法继又应用于稀土金属离子水解作用的研究，所得结果除验证三分组规律外，又从而导出有效核电荷、离子半径与水解常数间的经验方程。这些多价金属离子水解聚合研究结果均在国内外核心杂志上发表，荣获198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戴安邦既重视生产实际中的问题，也注意国际配位化学的研究动向，及时开拓新兴学科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无机化学和生物学交叉而形成的生物无机化学是近年配位化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在他指导下的“铂配合物抗癌作用及机理研究”课题已进行了多年，首先系统地研究了已有铂配合物的抗癌活性、毒性及结构之间的定量关系，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新的铂化合物，从中发现一种铂配合物其活性与现在采用的顺铂相当，而毒性则较低，已在临床试验中。在顺铂的作用机理方面，发现不仅能与癌细胞DNA同股两个相邻鸟嘌呤的N7N7形成链内交联且能与两个鸟嘌吟的N7N1结合，以形成链内交联。这种交联比前者更可能是顺铂阻断DNA复制的机制。课题的研究已在国内外学报发表论文20余篇，荣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近代配位化学要求和结构化学及量子化学理论密切结合，在戴安邦指导下的“新型配合物的合成和结构研究”课题组，在大量合成了金属簇合物、不对称和多核有机金属化合物的基础上，在配合物的谱学计算和实验方法、簇合物的成键理论和低对称场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特别是包括d轨道和f轨道的核磁共振化学位移理论方面获198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戴安邦的治学极其勤奋，态度严谨。他总结治学经验为：“勤学习，多动手，深思考，自强不息。”他年届九旬时，仍非常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和工作，不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甚至生病住院也从不松懈。他业务功底深厚，为了把经验留传后代，笔耕不辍。对中青年教师和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受教育者都非常感动。例如有一位研究生用英文撰写论文摘要，他不厌其烦地指出问题，致四易其稿，最后，再从抽屉里取出他早已拟就的摘要稿给他去参考。戴安邦作风民主，品德高尚。他奉行的格言是：“立身首要是品德，人生价值在奉献。”他自己做出了榜样，为科学的发展、社会的繁荣、祖国的进步奉献了一切。他为扶掖后进，常常付出大量的时间为他们修改论文、书稿，自己从不计较任何荣誉和报酬。他个人经济并不宽裕，却总是把应得的稿酬和奖金留作公用。他对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党和政府给了他一定的荣誉和奖励。他自己却非常地谦虚地表示：“个人所受优遇有余，所做贡献不足，乃憾事也。”戴安邦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对比今昔，感慨万分。在中华民国时期，科技人员虽努力工作，但条件缺乏，难以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在南京大学化学系每年的毕业生数超过200人，比过去金陵大学化学系从1927年至1947年共22年毕业生总数的131人还要多，他自1983年起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已毕业的13名，现尚有3名在攻读中，博士生论文获全国各种奖的六名，大多数博士生毕业生获得各种基金或奖学金到美、加、西德或日本做博士后研究员，其中二人已回国，在高校任职。一人已任教授．戴安邦在科学研究方面与同事协作已发表论文二百四十多篇，受到多种奖励，但绝大多数论文的研究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他借用宋朝朱熹的一首“泛舟”诗表达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喜悦心情：“昨夜春水江边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梅旸春的人物经历
1934年，茅以升博士受托组织筹建钱塘江大桥，聘梅旸春为正工程司。老母训以事业为重，乃挈妇将雏赴杭，担任钱塘江公铁两用桥的设计工作。此时国内钢铁生产落后，需向国外定制。为了减轻重量、节约资金，在国内首次采用铬铜合金钢。当设计图完成向英国道门朗公司承订时，英国公司拘泥于本身经验，提出修改图纸。梅旸春以精辟的理论和实际经验，直接与之对话，据理力争，使对方折服，为中国工程师扬眉吐气。1937年钱塘江桥通车，三个月后，日军入侵杭州，在完成了建桥和炸桥的任务之后，工程处步步向后方撤退。在此前两年，因武汉拟有建设长江大桥之举，由茅以升领导的钱塘江桥工程处为之策划。1936年完成初步规划，钱塘江桥通车前后，梅旸春赴汉，任汉口市政府工务科长，主持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前期工作。1938年武汉沦陷，梅旸春撤退到后方，再辗转到昆明，担任原交通部桥梁设计处正工程司。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退缩于西南，沿海港口已逐个被日军占领，唯滇越铁路尚可通行。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于1937年抗战初便建议建设滇缅公路。在抗日军民努力下，该路于1938年8月底通车。但其关键工程，原跨澜沧江的功果桥设计通过能力过低，且防空需要备用桥梁，乃由桥梁设计处处长钱昌淦，领导赵燧章、王序森、刘曾达、李宗达等工程师设计新功果桥（为纪念乘军用飞机被日机击落而牺牲的钱昌淦先生，后命名为昌淦桥）。该桥为中国第一座近代有钢加劲桁的公路悬索桥，桥主跨135米，由梅旸春进行全面审核。在审查中，就钢结构制造和工地安装要求，建立了完整的订料、加工、运送、架设等工作制度。为中国此后复杂的大跨度钢桥建设做出了榜样并为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打下了基础。新桥钢结构向国外订购，由滇缅公路运入安装、设计花时4个月（1939年2—5月）、施工花时17个月（1939年6月—1940年11月）共计仅21个月便通车。遗憾的是，建成后仅42天便被日机炸毁。梅旸春于1940年转任湘桂铁路桂南工程局正工程司，为抢通湘桂铁路而努力，其关键工程为柳江大桥。湘桂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原钱塘江桥总工程司罗英，因柳江桥向国外所订制钢梁无法运进，目睹湘桂铁路沿线堆积着浙赣等线撤退下来的旧钢轨和长短不一的旧钢板梁，动议利用这些材料修建新桥。这一具体任务落在梅旸春所领导的设计室身上。梅旸春以其扎实的基本功夫，动用巧思，摆脱常规思路，创造出新的结构布局和细节。设计是在一节空车厢里完成的。白天为躲避轰炸，将车厢拉到离城较远之处，晚上拉回。在艰苦的工作环境里，中国工程师们以卓越的创造才能，完成了设计。由于结构新颖轻巧，司机望而生畏，罗英与梅旸春随机车过桥，安全无恙。柳江桥是这样一座难得的桥梁：世界上铁路钢栈桥很多，未能有如此轻巧而多智。当时交通部予以特别嘉奖。原部长张嘉璈向国外报导称之为：“一座外国工程师所没有尝试过的桥梁”。惜不久（1944年）日军攻到桂林，桥奉命炸断。与钱塘江桥、澜沧江桥同一命运。1944年梅旸春进入茅以升组织的重庆缆车公司任总工程司兼工务处长，设计建造了重庆市第一座登山缆车——望龙门缆车。从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工程。但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工程已是不易，主持这一工程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兼备土木、机械、电机等方面专长，梅旸春一举成功。茅以升先生预见到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于是组织了中国桥梁公司，拟担负起战后重建中国的土建和桥梁工程任务。1946年，成立了该公司的武汉分公司，梅旸春担任武汉分公司经理。原想承担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但抗战后国民党热衷于内战，经济萧条、货币贬值、极少有工程可做。于是分公司承揽了一些工厂厂房安装、火车单机转盘等项目，比较大的如江西萍乡煤矿缆道工程。饥不择食，什么事都做，这就发挥了梅旸春技术多面的优势，从而使分公司得以在斗争中求生存，直至解放。1949年武汉解放，人民政府给予他极大的信任，保荐梅旸春随军南下，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参加抢修粤汉铁路被破坏的桥梁，发挥了他处理桥梁特殊技术问题的机变的才能，功绩卓著。因此，当抢修完毕后，被任命为铁道部设计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李文骥倡议，茅以升领衔，梅旸春等签名，向中央上报了《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纪念建筑”。其契机正和中央的宏图相合。铁道部成立“桥梁委员会”着手建桥，命梅旸春兼任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队长，组织和带领队伍在武汉三镇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测量、钻探和调查工作，并请地质专家谷德振为武汉地区的地质情况从宏规上予以推论。为了解决建桥前京汉、粤汉两线的联系，梅旸春又倡议和领导设计建设了临时火车轮渡工程。在地方党政支持和技术上驾轻就熟的情况下，很快就完成了勘测任务。1950年成立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组，地点在北京，梅旸春奔走两地进行指导。他根据当年和茅以升所拟定的武汉长江大桥方案，亲自绘制140十3×280十140米五孔拱桁伸臂梁方案，桥下净空33米，以资参考。当时由于牵涉到多方面的因素，又受制于政治形势和财力物力、技术条件，最后采取的是由苏联供应低碳钢料和苏联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的方案，即现在所建的9孔128米平弦双层钢桁架桥，桥下净空28米。1953年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彭敏为局长兼总工程师，后以汪菊潜为总工程师，梅旸春为副总工程师。他由京返汉，参加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归国后，配合苏联专家与从全国调集而来的当年桥梁界的精粹，共同努力。中苏两国技术人员从规划、设计、试验到施工布局协同战斗，结成了很好的友谊。在武汉长江大桥上下部结构，尤其是下部结构中有所创新。1955年由梅肠春主办向全国著名建筑设计单位和院校征求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建筑及引桥方案，得25式，经顾问委员会评审，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定，采用第25号方案。在武汉长江大桥及其附属工程施工过程中，梅旸春以历来注重第一手实践的主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经常出入施工现场，解决施工中困难，虽屡遇险情，乐之不疲，工程进行神速。在武汉长江大桥已具有一定规模的1956年，梅旸春因工作需要，奉调回北京担任铁道部基建总局副总工程师。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在京的梅旸春奉铁道部命令着手研究南京、芜湖、宜都长江三大桥工程的技术问题。1958年，中央正式决定修建南京长江大桥，将武汉大桥工程局改名为大桥工程局，彭敏为局长，梅旸春为总工程师。第一座用国产材料，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长江特大桥开始兴建。任命之初，他便着手考虑如何提高在武汉长江大桥所取得的技术水平，在更为开阔和水深、地基条件更复杂的南京建桥，并采用较合适的桥梁上下部结构。他查阅了北京、清华、北大等图书馆资料，再根据已取得的测量钻探记录，审度形势，吸收其得力助手有益的意见，有了初步的全貌设想。梅旸春带着已经向科学院学部委员们征询过意见的方案设想重回武汉。他首先在大桥局内发动技术力量，再以多种方式，邀请局外的技术顾问，举行从桥梁上部到下部、从结构到艺术一系列会议，从武汉开到南京，最后确定了建桥原则和正式的桥梁方案、设计和建设队伍，在南京摆开了新的战场。当年在北京初拟的设想方案是七孔，中间五孔是半穿式刚性桁梁，柔性的钢拱，桥跨为125十5×250十125米。基础则有沉井、管柱和管柱加沉井、锁口管柱沉井等。最后确定的是九墩十孔，九孔160米，一孔128米墩上以曲弦加劲的菱格形钢桁梁，桥下可通过“万吨巨轮”，净空高为通航水位上24米。这样的决定，仍受制于某些主客观的条件。上部结构并不如梅旸春先生所理想。这样多的深水墩，倒是西方国家技术人员视为畏途，尽量设法加大桥跨来减少和避免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址处江面宽约1500米，水深平均约30米，河床覆盖层一般为35—48米，最厚处达90米。桥墩除靠浦口岸1号墩外都做到覆盖层下的石层之上。各个桥墩处的地质水文条件都不一样，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一个桥墩的设计施工经验可作为下一个桥墩的借鉴，以改进和发展设计。因此，水中桥墩是一个一个地予以建成的，采用了除了锁口管柱沉井外的多种构造形式，并首次在南京桥应用了预加应力钢筋混凝土技术于大直径管柱和引桥的梁部。一切都通过精心试验才作出决定。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部就设在长江与秦淮河支流金水河入江的交叉口上，从办公室的江堤上便可看到工地。江边有指挥部的专用码头，上船三分钟内可以到达水上施工的墩位。这样逼近战场的指挥，情况了如指掌，自然可操胜算。
汪德祖的成就及荣誉
“三绝世间有几人，苹州女史笔通神，当年羡煞广文老，生在今朝步后尘。”这是清朝最后一位秀才苏局仙先生 111岁时写的一首诗，诗中所赞之“苹州女史”就是女画家，现年85岁的汪德祖老人。汪老，1913年5月生于浙江湖州的名门望族。父亲汪鲁卿善诗词文章，好文物古玩，是位风雅儒商，母亲张佩瑛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及夫人汤国黎的得意门生，与近代女杰秋瑾交厚，是湖州新妇女的代表人物。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汪德祖幼承家教，习书学画，14岁即在湖州举办了个人书画展，初出茅庐，显露才华，从此，开始了漫长而卓越的艺术生涯。1932年代上海新华艺专校长汪亚尘及艺术大师徐悲鸿等发起组织中国画会，在全国征集作品，举办展览。在入选参展的作品中，《公鸡图》格外引人注目，人们从画面上认识了一个陌生的落款 —— 苹州女史。这就是年仅 18岁的文静秀丽的汪德祖。“女史”的称谓，虽为历代擅长诗画的女子沿用，汪德祖自称女史，别有期许。当年曾任驻美公使的伯父给他起了颇具男性风范的名字，“苹州女史”的雅号，既道出了籍贯地望，又点明了对身为女性的自信，对此，她十分满意，一直沿用至今，并逐渐在中国画坛上响亮起来。1936年23岁的汪德祖参加由潘天寿、林凤眠主考的浙江省首届中级讲师会试，获得中等至高等学校图画讲师任职资格。日寇侵华，湖州沦陷，扰乱了汪德祖一家优裕的生活，也打破了汪德祖在宁静书斋中的梦幻。汪家举家避难上海租界。当时父母都年近半百，蒙国难当头，虽有道德文章，却无谋生之道，汪德祖以柔弱的双肩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为了生计，先执教于南洋女中，上海道中女校，后又兼任“朵云轩”与上海“海上题襟馆” 的书画师，自幼抚弄的画笔，变成支撑全家衣食的支柱，但是汪德祖并未把心中珍爱的艺术当作单纯的谋生手段。 “朵云轩”的画师生活，是汪德祖艺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著名画师王念慈先生不仅收她为徒，还介绍她结识了新华艺专校长、画坛高师汪亚尘先生。汪亚尘又欣然将这个高弟引荐加入了中国画会。在中国画会，汪德祖有幸与当年的画坛巨擘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朱屺瞻等结识，获得了向这些艺术大师学习的极好机会。在这段时间，还与上海的画坛大师吴青霞结为同窗，有缘共同切磋技艺。她还投师王莲友、高吹万等诗家门下学作诗词。广泛的涉猎，刻苦的习练，短短的几年中，汪德祖在诗书画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她曾出过一本《十二生肖图》画册，每幅画上都赋诗题词，全面展出汪德祖诗书画三绝的才能。《十二生肖图》画册的出版，使汪德祖在上海画坛一举成名。可惜，这本书如今已难觅其踪。有幸的是，1947年编印的《美术年鉴》上，我们找到了汪德祖的名字。其中对她的评价是：“擅长国画，所作花卉，妍丽雅逸，尤善画蝶，颇得社会之佳评”。汪德祖不仅以书技画艺令人赞叹，她的人品气节也令人钦佩。国难当头的逆境中，家庭生计艰难，有时靠到救济生会领取施舍，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在这举步维艰的时刻，上海的一位亲戚引来了一个手捧聘礼的商界富翁，当汪德祖得知这个人是投靠日本人做生意发了财，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面对日寇铁蹄的蹂躏，汪德祖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女子，始终保持了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她积极参加上海书画界举行的各种抗日义卖活动，先后义卖作品 400多幅，每一幅画上都认认真真地署明 “ 为抗日义卖而作 ” ，所得钱款全部支援前线抗日将士。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 1937年在上海外滩华联同乐会，她与102岁的书法家杨草仙，及山水画家汪式如一同举行的一场书画义卖活动，当年的《申报》和《新闻报》曾作了专题报道。那次义卖，杨老以长发代笔，挥写狂草，汪德祖纤手握管、工绘细描，一老一少相得益彰，引得数百人围观喝彩。抗战胜利后，汪家迁回了故乡湖州。母亲张佩英在一所公立学校当校长。在这里，她的全家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把盛年的才华献给了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今，几经风雨和困苦，汪德祖面庞清瘦，幽静、深邃中显露出艺术家的神采。她随遇而安，心境平和，仿佛闹市之中的一位隐士。对她来说，只要有吃、有住，有画，就足够了。她作画吟诗，陶醉在诗书画的海洋中。那并不宽大的画桌上，不断出现精美的作品，那一幅幅或质朴浑厚，或清秀宁静，或幽远奔放，或柔情甜润的画面，有的给人以哲理的思考，有的给人以舒心畅神的心灵感化。这一切来自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和从中透露出的作者情怀和境界。晚年的汪德祖笔耕不辍，把大部分时间依旧醉心于画桌上，吟诗作画，畅抒情怀。她以“宁死于画桌前，不终老病床上”的高昂乐观的心境营造着夕阳的辉煌。汪德祖先生收受弟子她分三种∶一、她一生只收一个赐她姓汪姓的弟子称子弟并亲笔写出收入字据,与子女同等。二、她收受二位以上有名望并她最信得过的人推荐的学生收为弟子并亲笔签署收录门下的字据还让推荐签字盖印为证。三、是寄名与挂名弟子,凡随她学习半年以上或交往三年以上学生亦可称谓寄名与挂名弟子。例∶在书画作品上或题词上落款XXX弟子存念或雅属等。汪德祖老人收受弟子是按汪氏祖宗族规方式而定的。是最正统方式。1999年9月23日至1999年10月27日汪德祖老人与著名老书法家凌禹门老人应国家林业部中国林业出版社、北京京岛艺苑以及首都书画院等单位的邀请，赴首都北京参加1997年10月1日国庆庆典等活动。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录制了凌禹门、汪德祖、姚丹萍等的艺术活动情况并向全国播出。为表彰汪德祖老人一生对艺术追求不息的精神，和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成就，有关方面正在建造“汪德祖书画艺术馆”，这一消息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 1995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长王光英，老将军孙毅，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中央党校副校长薛驹分别为“中国汪德祖书画艺术馆”题写了馆名。本文发表于1991年世界议会[国际发行刋日文版] 1997年8月中国艺术博览会专刊，1998年9月《收藏》杂志作者：刘先银
长春亚冬会颁奖台上韩国选手标语事件是怎么回事？
长白山天池有三分之二属于朝鲜，三分之一属于中国。是界山，实际韩国人所说的白头山，是长白山16峰的最高山峰--将军峰，海拔高度2750米，它是在朝鲜的境内，而在我国境内的的最高峰是白云峰，实际是第二峰！！
韩国人在长春亚冬会领奖台上公然举牌宣称长白山应该是韩国的领土!!
韩联社长春2月1日电 在昨天举行的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3000米短道速滑接力赛的颁奖仪式上，屈居亚军的韩国女队员金敏贞（音）、全智淑，卞千思（音）、陈善有以及郑恩珠在登上领奖台后突然展开七张A4纸，举出了“白头山是我们的领土”标语。
当时，颁奖仪式正在中国长春五环体育馆举行。队员们这一突发之举令贵宾席里的韩国奥委会主席金正吉不免有些尴尬，但挥舞著太极旗的韩国拉拉队却对此传出一片欢呼的支持声。
这是年轻人没有弄清“亚冬会不该涉及政治、它应是完全自由且目的单纯的体育赛事”而做出的举动，但他们却认为“有理由这么做”。
短道速滑女队的“大姐”金敏贞说：“来到长春后发现很多宣传小册子上写著‘白头山是中国领土’，所以才决定这么做。昨天的男子500米决赛中里的‘偏袒风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益。今天的接力赛中，中国运动员一直在进行推搡，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我们感到非常气愤。”“我们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想法。”
短道速滑队领队蔡焕国表示：“完全没有料到队员会做出这种出人意料的举动。看到她们登上领奖台打开标语，我当时目瞪口呆。”（完）
2月1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韩国驻华使馆官员，就日前亚洲冬季运动会颁奖仪式上5名韩国运动员打出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政治性字幅事进行交涉，指出中韩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韩有关人员的行为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和亚奥理事会规定，中方对此表示严重不满，要求韩方调查有关事件，并采取切实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韩国代表团有关官员已就此事向中方道歉。
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是？
“截至2018年2月23日，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为39秒584，该项记录为中国选手武大靖在2018年2月22日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创造。”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国选手武大靖以39秒584的成绩，将自己在1/4决赛创造的世界纪录再次打破，拿到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首金以及中国男子短道历史上的首金。韩国两位选手黄大宪与林孝俊，分别以39秒854和39秒919的成绩获得亚军和季军。
女子500米短道速滑的世界记录是多少?
女子500米短道速滑世界记录是42秒504，由范可新创造。2014年11月09日，在世界杯美国盐湖城站的女子500米比赛中，范可新以42秒504的成绩打破了由王濛保持的世界纪录。2014年3月，范可新获得加拿大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500米季军和加拿大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3000米接力赛冠军。11月，在世界杯美国盐湖城站的女子500米比赛中以42秒504的成绩打破了由王濛保持的世界纪录。扩展资料：范可新的运动会生涯：2016年3月，短道速滑世锦赛 ，范可新以43秒258的成绩卫冕女子500米冠军 。此外，范可新与队友获得女子3000米接力亚军。2016年11月6日，2016-2017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首站加拿大站比赛中，中国名将范可新以44秒096的成绩获得女子500米金牌，同时也是本赛季中国短道队在世界杯的第一个冠军。2016年11月14日，2016-2017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第二站美国盐湖城比赛中，中国名将范可新以43秒249的成绩获得季军。2017年3月12日，2016-2017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锦标赛女子500米金牌。2017年3月13日，2016-2017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锦标赛女子3000米接力的金牌（范可新、郭奕含、林悦和臧一泽）。2017年10月8日，2017-18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多德雷赫特站，周洋、范可新、臧一泽、韩雨桐夺得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2017-18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上海站，女子3000米接力，周洋、范可新、韩雨桐、郭奕含以4分05秒824摘银。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短道速滑世界杯：范可新打破女子500米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