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 我们就和曹德旺聊过美国工厂
在我采访过的企业家里，曹德旺大概是最有“网红体质”的一位，正如2017年第22期《中国企业家》发表的封面文章，初稿标题就叫作《“网红”曹德旺》。那年，他就彻底红过一次了。
你需要了解的背景是，当年，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制造业复兴计划，一种危机感在中国蔓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是伴随着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发生的。当老牌制造业强国杀个回马枪时，中国真的具备竞争实力吗？
而在此不久之前，福耀玻璃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 汽车 玻璃工厂正式投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曹德旺通过自己的投资经验，对比了中美两国的情况，提示中国投资环境正在丧失比较优势，企业承担的资源要素成本都较美国高。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些人眼里，这个七旬老人仿若“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冒天下之大不韪，讲了真话。在另一些人眼里，看到福耀近几年来完成数笔海外投资，直接向曹德旺发出质疑——你莫不是要跑路了？
大洋彼岸也不消停，2017年，福耀玻璃美国工厂和当地工会之间发生了一些小摩擦，但却被当地媒体夸张成了大规模的游行和抵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曹德旺曾接受《中国企业家》的独家专访，详述福耀玻璃建设美国工厂的初心，在那里遭遇到的不同投资环境，以及处理和应对的方法。
令我没想到的是，2019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拍一部纪录片，以旁观者的视角，讲述曹德旺的美国工厂故事。
曹德旺又红了。红到让我们再次对他充满好奇，于是又从资料夹里翻出了上一次专访的笔记。那种感觉再次扑面而来，作为中国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曹德旺是有魄力的，但也是通达的，甚至是狡黠的，在他身上，有福建沿海地区人特有的哥伦布式的野望，也有中国商人特有的圆融和智慧。
所以，《中国企业家》将2017年10月的那次采访对话整理出来，以飨读者。让我们听听曹德旺是如何讲他的美国工厂故事。
CE：为什么想到要去美国建厂？
曹德旺：2010年，跟美国通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我们就答应它，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它的订单在美国供货。因为我们从2010年以后，就是美国通用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了。人家也是讲道理的，说你的货从中国运来我没意见，但如果码头工人罢工（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或者海啸地震、双边政府有什么矛盾，我怎么办？我就不要生产了，今年就完蛋了。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跟着人家进到美国来。
CE：您谈到了工人罢工，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非常常见，工会在背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与中国有很大不同，您在做投资时，有没有对这种冲突有预期呢？
曹德旺：当然有预期，这就像你去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那边有鳄鱼会吃人，但是当地人也能和它和平相处。所以只要你去了解它的习性和规律，创造条件去适应它的规律就行了。你到那边做生意，肯定要去适应的，总不能告诉美国，我来投资，把工会给取消了吧？根本不可能的。
CE：是什么时候，您第一次意识到工会在美国是个很重要的组织，而且这个工会跟中国的不太一样呢？
曹德旺：那是在2005年了，我们那时候考虑收购底特律的伟世通玻璃。进到工厂参观的时候，跟他们的管理层见面，我记得是一张长条桌，我坐在那边（桌首），一边坐的管理层，一边坐着的是工会的人，你是生产部，他是工会生产部的代表，你是财务部，他是工会财务部的代表，一个一个，对等的。我跟他们开了一下午会，就觉得这个（项目）不能做了，怎么做啊？！这个浪费多大，工资那么高。
CE：但是后来还是去美国建厂了，也还是和美国工会打交道了。
曹德旺：2014年，我们买了美国PPG公司旗下的芒山工厂，在那之前呢，芒山工厂的工会，跟PPG打了五年官司，因为2008年1月份，芒山工厂决定给工人加工资，小时工加2美元。但是5月份，金融危机来了，工厂没钱了，就不想加了。
官司五年都没有输赢。法院每次判，每次都有人起诉，PPG就弄烦了，要把工厂卖给我，还开了个条件，说你可以把工会解散了，他负责赔，不要工会，合同可以这样签。
后来我想人家在这里几十年了，你把这个工会解散了，不是得罪这几个美国人，而是得罪整个美国。后来，我单独和工会接触，他们还不让我接触，说要等正式交接的时候。那一天，全厂工人都在那边，我跟PPG玻璃部的总裁也在那里。我就讲（指着PPG方代表），我从他手里买了这个工厂，他是老板，我跟他签了合同要解散工会，他负责赔偿。你们知道他有钱，要赔多少，大胆的开口，我不负责任何赔偿。但是我买这个工厂，不是要把他拆了，我要把它建起来，后面我们可以谈判一下怎么做。
那个会议开完以后，我就告诉管理层怎么跟工会谈判，什么条件可以留下来。他们当时提了一大堆条件，我说都没有问题。还有呢？他们又提打官司的那两块钱，我说以前我不管，以后我加两块给你。
曹德旺为什么要在美国建厂？
某次节目中，主持人问曹德旺：“您为何要把工厂建在美国？”曹德旺直言：“在中国，挣1000万要上缴680万的税，在美国挣1000万，只需缴400万的税，在美国建厂，我的利润比较大。” 曹德旺的人生堪称励志典范，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到如今的“玻璃大王”很是让人佩服，其奋斗经历也让人想一探究竟。 由于家庭的中途变故，曹德旺小时候家里贫穷，姊妹多，吃不饱是常有的事。在这样的环境下，曹德旺14岁就辍学了，开始跟着父亲学做生意。 由于年纪小，又没有经验，曹德旺做过很多事情，卖烟丝、贩水果、拉板车、修自行车......只要可以挣钱的地方，他都有干过，可即使这么拼命，仍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贫穷没有打倒曹德旺，反而让他越挫越勇。 后来，曹德旺进了家乡的一家玻璃厂当采购员，主要是推销“大路货”的水表玻璃。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这家快要倒闭的玻璃厂，并通过自己的努力，神奇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 1987年，曹德旺不愿国内 汽车 玻璃市场被国外垄断， 他觉得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一块能够从自己的玻璃看出去的天空。 于是福耀开始调整产品方向，开始专攻 汽车 玻璃这块，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福耀玻璃的成功打破了国内 汽车 玻璃依靠进口的局面，很快国内70%的 汽车 玻璃市场都被福耀占领了。 同时，曹德旺想到既然外国人可以把产品卖给我们，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不能卖给他们呢？于是，曹德旺萌生了开拓国外市场的想法。 刚好当时，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国外对中国企业的优惠政策开放，为了能够节省交通费，曹德旺决定在美国开设分厂，并为了获得更好的优惠条件，全家人加入了美国国籍。 至此，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的人听说曹德旺拿了美国绿卡，各种质疑和谩骂纷至沓来，但曹德旺没有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而是在用实际行动说明，他一直都是个有责任的中国人。 作为商人，曹德旺为了福耀能够打入国际市场，去美国建厂只是为了让福耀有更好的发展，但并不代表他会背叛自己的祖国。 在曹德旺的《心若菩提》中，他写下过这样的一句话：“ 是中国成就了福耀，没有中国，也就没有如今的福耀，更不会有如今的曹德旺。 ”简简单单地一句话，就能看出曹德旺是一个非常爱国，有民族责任感的人。 2005年，曹德旺大笔一挥，下令全家人退还美国绿卡，其态度非常坚决，并告诫子女：“你们谁要留在美国，谁就不能继承我的财产，自己看的办吧！” 曹德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此，他说：“福耀玻璃越做越大，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企业的代表之一，如果全家拿着美国绿卡，可不就让自己辛苦创立的福耀集团成了美国企业吗？我祖籍是中国福建省，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怎么能让美国占这么大一便宜。” 曹德旺的态度，其实是每一个有脊梁的国人都有的态度，只是极少有人像曹德旺那么强大，能把中国人的家国情结展现给全世界。 有一次，曹德旺和法国人谈生意，原本要签合同的时候，法国人得意忘形，竟然开起了中国的玩笑这让曹德旺很生气，直接把合同摔在桌子上，怒吼道：“ 你去过中国吗？你又了解中国吗？我是中国人，当着我的面说中国，真的好吗？我嘲笑法国你们愿意吗？ ”说完之后，曹德旺就转身离开了。 法国人没想到曹德旺会发如此大的脾气，一时愣住了，为了挽回损失，他们只好郑重其事地和曹德旺道歉，并且当场把那位拿中国开玩笑的代表开除，曹德旺这才勉强答应了和他们合作。 无独有偶，震惊国内外的美国反倾销案，让世界再次见识到了曹德旺的爱国情怀。面对美国人的污蔑，曹德旺开战前，字句铿锵的说： “既然他们欺人太甚，那我们也不用忍气吞声。这官司要打！而且一定要打赢！打到他们服为止！” 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2003年12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福耀上诉的9项主张中的8项给予了肯定，并将案子打回了美国商务部重审。 此战为福耀玻璃在美国市场赢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他打开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除此之外，也为中国企业的形象做了个活广告，他是第一个打赢了和美国官司的中国企业。 对此，曹德旺说：“我不是代表我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代表中国玻璃业在战斗，就是为了我们民族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尊重，我也会奋战到底！无论几次都一样！” 和国内的一些企业家相比，曹德旺的财富远不如他们，但名气却比他们大很多，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也很高。因为曹德旺始终在坚持做实业，始终在做慈善，他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从1983 年用赚到的第一桶金给母校买 2000 元桌椅开始，30 多年来，曹德旺的捐赠额已近 160多亿，曹德旺也因此获得“中国首善”的称号。 对于“首善”称号，曹德旺并没有兴趣。他认为捐款是出于一种共享的心态，与 社会 共享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国人应该坚定自己的信心，相信世界上还是有真善美和真情的。 ” 如今，70多岁的曹德旺为了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发展，决定将自己的经商智慧和为人处世的哲学分享出来，因此亲自撰写了《心若菩提》这本书。 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激励当代年轻人，在遇见挫折和苦难的时候，能够不抛弃，不放弃，坚持到底，渡过难关。 如果你正处于迷茫或者遇到困难，推荐你读一读《心若菩提》，这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曹德旺发自肺腑、感透于心的智慧之言，学习智者的智慧，才能有更好的可能性。
曹德旺丢掉“玻璃大王”宝座
提起"玻璃行业"的头把交椅，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曹德旺老先生。 作为中国 汽车 玻璃行业当中的王者，曹德旺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人称“玻璃大王”。他所经营的福耀玻璃在近年来屡次出现在各大媒体和报道之中，拥有着极高的群众热度。 然而近日，“玻璃大王”的称号似乎要易主了。 根据 3月17日 福耀玻璃发布的2021年财报显示，“玻璃大王”曹德旺首次被同行超越了，超越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曹德旺的老乡李贤义执掌的信义玻璃 。 曹德旺丢掉宝座？ 有人说，中国目前只有两位称得上“企业家”：一是任正非，一是曹德旺。 被赞誉为“玻璃大王”“中国首善”的曹德旺，花38年时间把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做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汽车 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功成之后，他还把自己约120亿元的个人资产捐出。 “我已经是可以死的人了。我现在做的一切只是为了 社会 进步，这是一种责任。”曹德旺曾如是感慨。 正如曹德旺所说，福耀玻璃在我国的实体经济当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这个来自福建的硬气商人，不仅把 汽车 玻璃卖到了全球，还在美国建厂，让傲慢的美国人也诚服于“中国制造”。 2020年，一部以 福耀集团在美建厂 为叙事背景的纪录片《美国工厂》获奥斯卡金像奖，曹德旺也被网友戏称为当年唯一入围奥斯卡的中国人。虽然只是一句戏言，但无可否认，“玻璃大王”曹德旺代表了中国形象，为全国了解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门。 然而行至76岁，曹德旺却失去了相伴已久的“玻璃大王”之称。 3月17日，福耀玻璃发布最新财报，公司2021年 营收236亿元 ，同比增长18.57%； 净利润31.46亿元 ，同比增长20.97%。 福耀玻璃竞争对手之一的信义玻璃，2021年度实现收入 304.59亿港元 ，同比增长63.62%，实现归母净利润115.56亿港元， 同比增长79.94% 。 两家财报一出，引发不少网友对“玻璃大王换人”的讨论， 这是信义玻璃2005年上市以来，在营收、净利润这两项关键业绩数据上首次超过福耀玻璃。信义玻璃不仅营收超越“老大哥”， 净利润更是福耀的三倍 。 低调豪门“信义系”现身 福建人或许都知道，福建出了两个在玻璃行业里赫然有名的“龙头”，一为福耀，一为信义。 40多年前从福建泉州出发独闯香港的李贤义，也缔造出了一个排名 全球第三的“玻璃王国” —— 信义玻璃 。 比起因《美国工厂》为人熟知的曹德旺，除了官方媒体报道，“信义系”的创始人李贤义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即使有零星要闻，也多与慈善相关。 虽然不怎么曝光于公众，但毫不影响李贤义家族的名望，李贤义二儿子李圣根迎娶网球冠军晏紫时， 娱乐 媒体将“李氏家族”形容为 “豪门”。 除巨额财富以外，李贤义还是省政协常委，粤南富豪俱乐部同心会常务副主席，其家族影响力甚至触达南洋——李贤义和妻弟都在马来西亚皇宫封衔拿督。 虽然两个福建人都是“玻璃大王”，但策略却有所不同。 曹德旺旗下的福耀专注 汽车 玻璃。作为全球最大的车用玻璃供应商， 福耀玻璃在全世界的车用玻璃市场当中占比超过三成 ，而信义玻璃集团的占有率只在一成左右。 前些年信义集团玻璃的收入，一直都无法与福耀玻璃集团相比，近年来却发生了转变。 2016年以来，信义玻璃营收增速较快，玻璃巨头营收体量逐年缩小：2021年中报，福耀玻璃营收115亿人民币，信义玻璃营收135亿港元，两者营收体量相近。而后 信义玻璃营收持续增长，直至今日，“玻璃大王”宝座易主。 不仅在传统玻璃领域超越曹德旺，李贤义的“信义光能”还是国内光伏玻璃出货量最大的厂商，与另一家浙商阮洪良创立的“福莱特”二分市场，在 全球光伏玻璃也达到了三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地位难以撼动。 被盯上的光伏玻璃 世界上有这样一门生意：自2006年第一次打破了欧美国家的技术垄断之后，就在中国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到现在， 全球排行前五名的企业，皆被中国占据。 这就是光伏玻璃产业——光伏发电组件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和普通玻璃不一样的是，这层覆盖在光伏硅片上面的玻璃，需要具备更好的透光率、更高的强度，才能保证更高的光伏发电转化率，同时也能应对长期日照与各类侵蚀。 2007年，信义玻璃开始进军光伏玻璃，彼时福莱特刚刚打破了国外四大巨头的技术垄断，它也几乎同时跟进。 当时适逢政策红利期，国家推行利用西部省份太阳能、水能等“送电到乡”的大工程，总投资高达26亿。2007年，中国成了第一大光伏组件生产国和出口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到全球近30%。 信义与福莱特便是乘了这政策之风。此后，行业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双寡头占据市场的局面。根据2019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信义光能国内市场占有率38%，福莱特占比24%，合计超过了60%。 但在2020年的开年，两家企业迎来了一个不愿看到的对手：福耀玻璃终于宣布将进军光伏玻璃产业。 港股上市的信义光能，在消息放出次日开盘之后迅速走低，全天累计下跌了10.41%； AH两地上市的行业第二福莱特，A股1月11日下跌6.58%，H股下跌7.95%,12日继续下跌1.34%；包括旗滨集团、南玻A等在内的其他光伏玻璃企业，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彼时，福耀玻璃还没有在国内生产一块光伏玻璃，却俨然给行业内的企业造成了巨大震动。 2021年，信义光能市场占有率下降至29%。但事情并非是“此消彼长”那样简单，对于行业里的大多数企业来说，都有机会在未来多年光伏产业的发展中获得红利。 而“碳中和”大背景下，信义系的野望也远不止做个玻璃厂商，它的公司版图比福莱特更广，延伸到了上游硅料和下游电站、储能。在这一轮光伏热中，李氏家族的财富持续增长，在资本市场也将更丰富的故事。
你知道玻璃大王曹德旺吗，对他能达到现在的成就有何评价？
曹德旺于1985年创建了福耀玻璃，他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行业的发展历程。以”为中国人做一片自己的玻璃“作为发展目标，福耀公司在1985 年成为第一个进入汽车玻璃行业的中国企业，并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由国外品牌垄断的历史。如今，福耀公司生产的汽车玻璃占中国汽车玻璃市场70% 的市场份额，同时挺进了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厂商。”在我的企业家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和我的员工们一起实现了'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汽车玻璃'，为汽车玻璃供应商树立了专业的典范。“ ”福耀“两个字凝聚了曹德旺毕生的梦想，融会了许多传统的智慧、尊严与勇气。正如他所说：“我认为做人第一就是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家里，为人子要尽人子之责，为人夫必须尽人夫之责，为人父要尽人父之责;在社会上，要尽公民之责，要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这样你才会成功。” ”方向决定结果。追求的目标端正了，就决定了你的进步“。曹德旺说，"回忆起我这些年的发展，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把事情做好，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种热爱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财富，而且还会成为做事业的动力。"坚定的目标方向，坚毅的性格锻造和强大的意志品质，使得经历过刻骨铭心岁月的他明白了，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人自己的觉悟。而他也明白，”作为企业家，在准备创大业时一定要记住，做小事情靠技巧，大事靠眼光和人格魅力。"
在中国比特币投资允许吗
在中国，《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制作和发售代币票券。由于代币票券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如果比特币被纳入到“代币票券”中，则比特币在中国的法律前景面临不确定性。 当前比特币的价格快速上升，已经形成了投机性预期，如果不提前制止，最终会形成泡沫，带来部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巨大损失，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扩展资料：比特币在中国并没有具备交易媒介的功能，因此不能称之为货币。同时，比特币有储藏价值的功能，有一定的投资价值，然而当前价格的快速上升形成了投机性预期。未来可能会形成泡沫，因此提前采取措施是必要的，这也可以抑制一些通过比特币进行洗钱、转移资产的不法行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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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制作和发售代币票券。由于代币票券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如果比特币被纳入到“代币票券”中，则比特币在中国的法律前景面临不确定性。 当前比特币的价格快速上升，已经形成了投机性预期，如果不提前制止，最终会形成泡沫，带来部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巨大损失，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扩展资料：比特币在中国并没有具备交易媒介的功能，因此不能称之为货币。同时，比特币有储藏价值的功能，有一定的投资价值，然而当前价格的快速上升形成了投机性预期。未来可能会形成泡沫，因此提前采取措施是必要的，这也可以抑制一些通过比特币进行洗钱、转移资产的不法行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比特币
大家觉得《美国工厂》这部剧有哪些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
题材的热门与制片人的特殊，使得这部纪录片有了巨大的关注度，最近一段时间，你应该在不少地方看到过人提它。从豆瓣、微博及IMDB等网站的反应来看，中国人对它的关心程度和评价，比美国人要高——如果你看了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可以算“中国模式”对外输出的一次投石问路了。影片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通用汽车公司在俄亥俄州代顿工厂倒闭，整个社区陷入萧条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手美国俄亥俄州一座废弃的通用汽车工厂，将其改为玻璃制作工厂并雇请上千位蓝领美国员工的故事。《美国工厂》百度网盘高清免费资源在线观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WiJDKzI2AVoY8GxESMHPA?pwd=o4wu 提取码：o4wu
曹德旺捐款1个亿！“汽车玻璃大王”到底有多强？
1月30日，中国第一大、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集团宣布，董事长曹德旺提议由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亿元，专项用于支持湖北省（7000万元）、福建省（3000万元）开展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之需。从1983年到2019年，曹德旺已捐出个人资产超过110亿元用于慈善事业。网友们纷纷感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企业家！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各大汽车企业及各供应商，纷纷捐款及捐赠医疗物质。但却少有福耀玻璃出手那么“阔绰”。人们不禁要问，福耀玻璃到底有多强？实际上，此次捐赠方——河仁慈善基金会，是由曹德旺于2011年发起成立的。该基金会是我国第一家经由国务院审批，以金融资产（股票）创办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累积捐赠超过15亿元人民币，范围涉及扶贫、救灾、环保、助学、公益传播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曹德旺本人也极为重视，春节期间持续关注疫情走势，并积极帮助联系采购抗击疫情所需物资。去年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团队拍摄的电影《美国工厂》播出后，在美国开工厂的中国福耀玻璃集团吸引了世界的眼光，董事长曹德旺也成了世界名人。由于《美国工厂》入围了第9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所以网友们戏称：曹德旺是今年唯一入围奥斯卡的中国人。据公开资料显示，福耀集团在美拥有四座制造工厂、两个增值服务中心和一个销售中心，截至去年8月，集团累计在美投资约10亿美元，雇用工人近3000人，美国工厂的年产量达到400万套汽车玻璃，每四辆美国车当中就有一辆使用福耀生产的汽车玻璃。2020年1月6日，74岁的曹德旺还被美国俄亥俄州州长颁发政府表彰书。早年时，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先生家境贫寒，在读了没有几年书之后，跟随父亲做了许多小生意。在1976年初，曹德旺进入了当地的一家玻璃厂当采购员，开始为这家乡镇企业推销水表玻璃，由于这家小厂经营不善，曹德旺在1983年承包了这家几乎年年亏损的小厂。在曹德旺接手之后迅速将该厂主业务转向了汽车玻璃方面。并于1987年正式成立了福耀玻璃。之后，这家成立于福建福州的玻璃公司进入了A股市场，开展了地产、证券业等副业，并将在副业上面所挣得的资金全部用于了公司汽车玻璃方面的建设，正式确立了公司以汽车安全玻璃及相关工作的发展方向。在1995年，福耀玻璃集团正式被成立，在这一年福耀玻璃还完成了出让42%股权给法国圣戈班的一系列谈判，并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首次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目前，福耀玻璃集团已在中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全球11个国家建立了从设计研发、原材料制造、设备研发，到玻璃生产和功能性玻璃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全球最具规模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产品得到全球顶级汽车制造企业及主要汽车厂商的认证和选用，包括宾利、奔驰、宝马、奥迪、通用、丰田、大众、福特、克莱斯勒等，为其提供全球OEM配套服务和汽车玻璃全套解决方案。曹德旺曾说，拥有财富，也是背负责任。捐了，卸下重担，反而一身轻松。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曹老喝水不忘挖井人的精神，值得赞赏。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普通本科毕业进工厂后来都怎么样了？
有的继续在工厂呆着，有的离职从事别的行业。普通本科毕业进工厂的有一部分是做普工，有一部分是做管理之类的工作。无论如何，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做什么工作都不丢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做好自己的事情。统招普通本科传统的一、二本院校、独立本科院校的本科毕业证、学士学位证或相关学位资历证书在社会的大环境里，不同的企业单位所需要的人才各不相同。而传统的本科院校一本的学生，则会在好企业一些注重文笔工作的单位较为吃香。相对于二本院校学生的专业技能，传统的本科院校的学生在理论知识和文化素养方面较为优越，对于办公室、写字楼等工作环境更能适应并且发挥得更好。类似的工作范畴包括：秘书、文员、保险、人力资源管理行业等。独立本科院校的学生，不具备传统一本二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论知识。也就是独立本科院校的学生，秘书、文员、保险、人力资源管理等行业的工作环境。
普通本科毕业进工厂后来都怎么样了？
有的继续在工厂呆着，有的离职从事别的行业。普通本科毕业进工厂的有一部分是做普工，有一部分是做管理之类的工作。无论如何，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做什么工作都不丢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做好自己的事情。统招普通本科传统的一、二本院校、独立本科院校的本科毕业证、学士学位证或相关学位资历证书在社会的大环境里，不同的企业单位所需要的人才各不相同。而传统的本科院校一本的学生，则会在好企业一些注重文笔工作的单位较为吃香。相对于二本院校学生的专业技能，传统的本科院校的学生在理论知识和文化素养方面较为优越，对于办公室、写字楼等工作环境更能适应并且发挥得更好。类似的工作范畴包括：秘书、文员、保险、人力资源管理行业等。独立本科院校的学生，不具备传统一本二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论知识。也就是独立本科院校的学生，秘书、文员、保险、人力资源管理等行业的工作环境。
那个捐了近百亿元的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 陈一丹和同事在农户家。 2018年12月，第二届一丹奖颁奖典礼上，陈一丹（右四）与获奖者、评委等合影。 陈一丹在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我们听过太多在金钱的幻觉中迷失的故事了，但陈一丹的故事却仿佛是个例外：作为腾讯公司的5位创始人之一，他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21年前，他和马化腾等5个年轻人合伙创业，不过6年，腾讯上市，他获得财富的速度只能用令人眩晕来形容，“就知道有个数字，会不断增长”。 谁也没想到，在从 科技 创业的浪潮之巅下来之后，他接下来的人生会以这种方式打开：先是分期捐资20亿元人民币给民办的武汉学院；紧接着，捐赠25亿港元设立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一丹奖：单笔奖金3000万港元，比诺贝尔奖金的3倍还多。他最新一笔关于教育的捐赠价值高达40亿港元。迄今，他已陆续捐出90多亿港元。 谈到他，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教育学者也没那么受重视——“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一位中国富豪愿意为全世界的教育设置这样的大奖，让他有一种“早该有人这么做了”的感觉。 在此之前，他从没听说过陈一丹这个名字。 今年5月，在一次论坛上，美国西北大学教育与 社会 政策学院院长大卫·菲戈甚至有些激动，“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认可。因为您，一丹先生，您相信教育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他在致辞时说，“我向您致敬。” 过去几年，全球不少教育学者，都想见一下这个中国人。既有好奇，也有怀疑；几乎每一个被邀请担任这个奖评委的学者——都是国际顶尖的教育学者，也都要求和他见一面。他们想看看，要做这么一件事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国人？ 5月底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连串这样的见面。那是在芝加哥，陈一丹刚刚抵达这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见面就已经开始了，先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然后是打着一条金色领带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连坐了13个小时飞机后，尽管非常疲惫，但陈一丹的皮鞋锃亮，西装笔挺，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 第二天，见他的人更多了。一丹奖基金会和西北大学合办的那场教育论坛上，陈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开始之前，大卫·菲戈召集了教育学院的15位教授和陈一丹见面，每个人轮流向这位中国来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院长的重视其来有自——去年，一丹教育研究奖得主就出自他的学院。 陈一丹身材瘦削，面容清矍。他48岁，但头发已经白了。他非常擅长一条一条地把事情说清楚，谈到设立这个国际大奖时，他的说法出乎意料地简单——“所有 社会 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教育。教育进步了， 社会 也就发展了。”他希望通过教育提升人类福祉。 最初，没有人愿意轻易相信他，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真的玩笑——投身到这样一个宏大的事情，对一个学者来说，意味着赌上自己的声誉。程介明这样评价：愿意设这么一个奖，在中国这样的人不多，“或者有些后来变成笑话的也有。” 程介明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港大原副校长，之前没见过陈一丹，但最后选择相信了他——他不像一般的企业家，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越是口才不好，我越觉得他不错。” 稳定 即使是陈一丹自己，似乎也很难说清楚他在哪个节点开始作出决定。从腾讯退休，他的人生站在一个分水岭上：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一个企业家；在此之后，他主要是一个慈善家，或许还会成为一个教育家。 退休后，陈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学游学了半年。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不肯住豪华公寓，而是搬进学生宿舍，在室友的大音量音乐和臭袜子味道里，乐此不疲地选课。他关心食堂怎么样，图书馆怎么样。 对于他当时的这个决定，外人感到惊讶。那正是腾讯高歌猛进的时候，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没人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退下来。但熟悉他的人并不吃惊，他已经铺垫了两年——还是在2011年，他就给腾讯总办的人写了邮件，表明退意。这符合陈一丹的风格，很稳，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站在今天往回看，他的创业故事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之一。按照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剧本——但凡一个人，只要他干过互联网，就会知道很多这样的剧本——不用说，主人公往往都有一个动荡的传奇，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充满冒险、起伏和野心。但陈一丹显得非常不同。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大概会叫人感到失望：他是反戏剧的。 不是没有挫折，腾讯和奇虎360的“3Q大战”曾让他陷入深刻的反思。但作为一个主人公，在他的故事里，很难发现那些戏剧性的撕裂和冲突。 创业最紧张的时候，他形容，那时候身体很忙碌，“思想都是在跳，总是在跳、总是很激烈、很激烈”，但心很安。 他退下来时，曾有人问，甘不甘心？他还是这样回答，“我非常开心，安心。”他认真地说，“我真的很开心。” 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觉得很神奇，在他看来，腾讯几位创始人的个性都特别罕见。他们给人的感觉，“个性都非常稳定，似乎很早就形成了。”尽管每个人都很不同——马化腾的敏锐、前瞻，张志东的真实、客观，许晨晔的超脱、睿智，不同个性反而促使他们能从更多角度去看问题。 而在整个团队中，陈一丹的作用就像是稳定剂——他擅长的是，“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都综合综合。”在他的语言中，很难发现突转、变化，一切都是顺畅汇聚到一起的。 郭凯天和陈一丹认识十几年了，他是陈一丹招进来的腾讯第100号员工。那时，他就觉得陈一丹有点少年老成，“当年他长相也是这样，胖瘦也是这样，当年头发就是白的。”即使是现在，陈一丹从腾讯退休6年了，但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 他是“超稳定”，郭凯天这样评价。 这种平衡感和稳定感贯穿到他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家庭。他很忙，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他一个月也要回国一次，陪伴家人。 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少因为什么事发脾气，他情绪起伏不大，不会叫人难堪。如果有人办事不力，他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提醒“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他的助理回忆，最生气的时候，“也就是整个面部的线条是往下走的”，显得很愁，但不会发火，“他care（在乎）的人，他不想让他不开心”。 因此，当他开始全力投身教育时，这种稳定感叫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脱离了熟悉的赛道，对任何人来讲都意味着一次冒险；但发生在他身上，好像没什么特别。 一开始，他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给武汉学院——在别人看来，这已是天文数字，但陈一丹明显有更大的想法：当他准备设立教育奖时，他已经想了一两年了。 格局 2015年的一天，陈一丹的助理被叫到办公室，说有事想和她商量。助理感觉气氛有些神秘。“他前面铺垫了很久，就是讲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她甚至觉得老板有些紧张。她说，陈一丹有一个习惯，如果是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就会很自然地交谈，“有时候手舞足蹈的”。如果是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就习惯性不看对方的眼睛，自己使劲盯着空气中的一个点。 她意识到，老板要说的事可能“有些大”。 “我要办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奖。”陈一丹说。 这个决定“好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当时，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办武汉学院，“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想办个学校而已。”助理说——直到2016年一丹奖对外宣布，她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但在之前，她承认自己没有想通：可能因为我觉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终的一个受益方，“对那种倡导性的、影响性的，一下子串不到我脑子里来。” 助理回忆起那次谈话，她对这个决定的理解是——办一个学校还是太窄了，但设立一个教育奖，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早在腾讯创业时期，郭凯天就发现了陈一丹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比较有“ 社会 情感 ”。他本科学的是化学，研究生学的是法律。他坚信法治对 社会 的价值。 这种 情感 ，最主要的体现就在公司的管理上。现在腾讯的管理文化，是他在的时候创立的——“首先是很自由。强调员工的工作快乐，这都是跟Charles（陈一丹）、跟Pony（马化腾）他们的性格是有关的。” 郭凯天说：“可能法律是一个太具体的工作，还不能满足他进一步的普世情怀。”这或许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投身教育——教育是对人的塑造，任何时代都不会变。 翟红新对陈一丹的评价是：格局很大，睿智、有大局观。她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和陈一丹是10多年的老同事了。她对陈一丹的回忆，能一直追溯到腾讯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碰到用户上门投诉，法律专业出身的陈一丹会拉上一个女同事——理由是，从概率来讲，客户不会对女性发火，大家容易平心静气。 但当时她只是觉得陈一丹很聪明，直到他从事业的高峰退下，专职做公益、办慈善，她才发现他睿智的一面。翟红新说，“他没有这种特质的话，很难坚持下来，或者把这个事情有步骤地推进下去。” 设立这个奖的目的，4年前，陈一丹写在本子上——“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最初，奖金定在1000万港元，但陈一丹后来坚持，将这个数字乘以3。 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挑战，即使是用最高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也太大了；教育不能立竿见影。陈一丹非常清楚——他告诉我们：“它很慢，它很慢，它最慢。”事实是，其他的一切变化都很快：陈一丹经历过中国互联网起飞的关键时期，那是信息革命的玫瑰色黎明，它改变了商业、媒体和慈善——人与人之间、各种功能之间，一切都是信息化的。 从退休开始，甚至更早，陈一丹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网络化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只有教育。因为它是复杂体系，“stakeholders，持份者太多了”。他的结论越来越接近那个宏大的目标：教育体系一定会改变，整个信息革命决定了它迟早要变。那么，在这个时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曾成功引领中国的互联网公益，使捐赠的效率和热情迅速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现在轮到教育。 他想清楚了，“教育是最重要的，值得这么高的奖金。” 在陈一丹的计划里，3000万港元：一半奖给个人，一半是项目资金，用于获奖者推进研究。但提高之后，原本计划的10亿港元基金池不够了——和诺贝尔奖一样，陈一丹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计算发现，如果要保证奖金能够逐年发放，他必须捐出25亿。 到陈一丹这个位置，金钱只是一个工具，他的注意力早已不在这上面了。对股价的涨跌，他并不介意。助理甚至怀疑，老板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传统 甚至，陈一丹会因为捐款被人知道而不知所措：大学毕业时，他捐钱给希望小学，觉得做了很自然，因为没人看见。后来，向母校深圳大学捐赠奖学金，他觉得好大压力，“这个压力不是捐钱啊，是捐钱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今年5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对外宣布：捐赠股票，价值逾40亿港元——如果不是赶上那时候股票下跌，捐赠的计划金额是按50亿港元打算的。但是，跌了就跌了。事实是，这笔钱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捐赠，只是一直没有公布。原因是，他不知道怎么说。 他重视荣誉，但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更大的东西：他将自己设立的教育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将捐赠给武汉学院的图书馆命名为“陈一丹伉俪图书馆”。“一丹”有一片丹心之意，“陈一丹伉俪”，则纪念他和太太当初在大学图书馆学习和谈恋爱的日子。 这是一种矛盾的 情感 。但发生在他身上，就和他退休时的决定一样，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熟悉他的人觉得，陈一丹受到传统的影响很重。 传统对他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一次，他和一位西方学者谈起教育，对方从脑科学的角度出发，谈起0到3岁在成长过程特别重要。陈一丹高兴地接过去，“对啊，中国有句老话，三岁定八十。” 他仿佛抓到了一只兔子。就像在一个最新的系统中，找到了文化的坐标。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陈一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在那些遥远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那是个没文化的老人，但即使没什么钱，也喜欢帮助别人。她的本性如此，这种朴素的感情能够给人力量，对他的影响很大。 和他聊天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被他带入传统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词语，在今天已经显得很陌生了。他喜欢谈儒家和道家，也喜欢谈佛陀的教育。他读原典，书架上摆着《论语》《大学》《中庸》。他也读佛教经典，不仅是《金刚经》，还包括《净土五经一论》《净土三经》。 谈起自己捐资教育的想法，他把它归结到：“我觉得是有朴素的情怀，但是没有系统去整理。”他说的最多的是随缘——“人就这一辈子，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 这句话太老了——互联网增加了语言的维度，我们被分割在一个个部落。当一个人带着一种非常古典的态度走来，往往显得不合时宜——就像是透过一层层的纱布去观察他——这或许增加了理解的困难。 评价自己时，他使用的概念也是传统的。最好的状态是超越善恶，平静如水。但他是凡人一个，做不到，“只能儒家比例放大一点，入世，走正道都做一点，有错就改，好事就多做一点。” 投身教育实际上困难重重，陈一丹回忆起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办学时，心里还是犯憷的：教育是做不完的，好像无底洞一样。但他当时已经想好了，希望有一颗心去 探索 。 他把这个朴素的想法告诉妻子。他觉得妻子是他的力量之源。妻子的回答很简单，“你也知道，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是支持的。只要家里孩子跟我有碗饭吃就行。” “我当然不能让她只有饭吃啊！”陈一丹说。 纯粹 在学者眼中，他大概是最不像商人的一类。很淳朴，很纯粹。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这样评价。他见识过一夜暴富的人，大牌企业家也见过不少，“要让我一个学者去说一个企业家很好，坦率地说也是不容易的”，但是，陈一丹是个例外。 他们见面不多，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有一次，陈一丹在办武汉学院的过程中，想要征求他的意见，给他打了电话。武汉学院过去是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所民办学院。两人见面地点设在深圳的一个茶室。几年以后，吴汉东回忆起那一刻：陈一丹当时看起来有点沮丧，他说，我作为一个企业家非常成功，作为一个慈善家也很有理想。然而，“作为一个教育家，为什么就办不好？” 吴汉东很少见到一个企业家的这一面。他对教育的理想和情怀，叫他很感动——他觉得他们理想相同，一拍即合。但是，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百年名校不是一两步就能成的，“有曲折才有前进”。吴汉东说，陈一丹在办学的过程中，有耐心，有决心，甚至叫他感到惊讶。而那次聊天，陈一丹像个小孩，一开始很失落，谈过以后又很释然，很振奋，喜怒哀乐都在脸上。 “我见到陈一丹的时候，他展示在我眼前的形象是一个慈善家，一个未来的教育家，他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我见得还不多。”吴汉东说，但没有以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陈一丹，就不会有现在的陈一丹。 “所以他首先是创富，我相信也是艰难的。他代表的是这个时代这个 社会 发展的积极因素，靠知识创造财富，而不是政策牟取财富，不是靠权力去掠夺财富，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吴汉东评价说，“他和一般企业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把后半生放在了公益事业，这两点我非常肯定。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要投身教育。” 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吸引了不少人，武汉学院现任校长李忠云退休前是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当初，陈一丹邀请他加盟武汉学院，他考虑再三，拒绝了。对他来讲，退休意味着功成身退，没必要再冒险。陈一丹不死心，专程到武汉请他再谈谈。设宴的地点选在一家酒店的斯坦福厅。厅里面有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照片。 他站起来，手指着这些照片，侃侃而谈：现在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比较落后，他相信将来民办教育和民营企业一样，一定有长足的发展。他希望武汉学院将来能够像斯坦福一样。 李忠云说，他有些感动，搞得不好意思拒绝了。 为了请一位校长，陈一丹三顾茅庐。他的个性告诉他，要往前看。陷入困难时，他会独自一人唱《渔舟唱晚》——这是一个传统的“药方”。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个亿万富豪，他把自己的退休搞得太过苦涩。事实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乐观的东西，他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为“纯粹的情怀”。事实是，他还明白更多的道理：教育只要你投身其中，就会一点一点进步，过程就是最大，“不是说一定要什么结果”。 偶尔也产生困惑。你到底是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问过自己，“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只有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建立一个权威的国际大奖，和办大学同样面临困难，不是砸钱就能办成的——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2018年也曾一度陷入丑闻，甚至因此推迟颁发。 纯粹和权威。这是陈一丹必须要坚持的。最关键的是：建立顾问委员会和独立的评审委员会。 陈一丹相信机制，他希望把机制建立起来，这需要工作做得非常细。在腾讯创业时期的经验帮了忙，他对细节的把控非常到位。助理觉得，在日程工作中，陈一丹会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当时看着很小，但最后在推进过程中是有决定性的。” 陈一丹开始去世界各地拜访教育学者。有时在香港，有时在欧美。退休之后，他似乎变得更忙了，这是助理的看法。经常是：他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中间几乎没有休息。3个助理轮流陪同他参加各种活动，已经感觉疲于奔命，但出现在人前的陈一丹，状态却显得很放松——10月19日，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交流，连续飞了20个小时赶到四川邛崃，没有休息。活动一个挨着一个。 他的日程被排得很满。苦恼在于不懂得拒绝的艺术。有时候在车里，他会问身边的人，“接下来要去哪儿？”这种强度甚至叫郭凯天感到惊讶，“我对他说，我感觉你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开始筹备一丹奖后，程介明受托成了顾问委员会的召集人，吸引他的也是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我还是相信一丹先生，他话不多，说出来的也够我们判断了，“而且这笔钱这么大数目，这么多钱，这不是假的啊。” 为了找到合格的顾问，程介明也开始四处打电话：比如，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博士，世界银行负责教育项目的前首席顾问。 “你现在在哪儿？”程介明问。 “飞机上。”萨尔米说，他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考察教育项目，这一年就飞了145次。 谈起一丹奖的顾问和评委，程介明有些骄傲：一丹奖的顾问，是对各国的教育现状和教育项目都有所了解、有所参与的人，由他们来把关；而评委，是那些深耕在教育领域的各国学者。 开奖 2017年，第一届一丹奖正式启动，30多个国家的候选人角逐最后的奖项，到了第二届，这一数字就增长为92个国家，候选项目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候选人既有欧美的教育学者，也有人来自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 得知自己获奖时，拉里·赫奇斯正在科罗拉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是西北大学教授——关于他，大卫·菲戈这么介绍：“如果你的论文被1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的不错，如果被5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很好，如果是1000个人，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树。拉里，噢，他的论文被引用了5000次。” 那是个大早上，电话突然响了。他有些吃惊，“我一般不会这么早接到电话，而且那天开会时我竟然忘了把手机静音，所以你知道吧，当时我其实有些尴尬。但我拿起电话，发现这通电话来自中国。” 拉里·赫奇斯说，“我很高兴能获得一丹奖，因为我自己就是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他出生在加利福利亚，但不是那个有海滩和蓝天的地方，而是远离海岸的加州中部。每到冬天，农民们烧荒产生的烟雾就会遮蔽天空。 他的父亲，直到退休都拿着最低工资，母亲则是大学厨房的洗碗工。小时候，他总是从橱窗里看着吵闹的大学生。但母亲会告诉他：“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他们的。” 另一个获奖者是阿南特·阿格瓦尔，他出生在印度的一个海边小城，当年，还是高中生的他试图报考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龄人能够接受优质教育，“有300个考生参加了第一轮的考试，其中两个人失败了，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他成功了，这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们现在都成为新世界的一员。或许，这也是陈一丹的起点：祖母很重视教育，正因为这样，他父亲才有机会走出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而到他这一代，他在深圳的繁荣中长大。 每年开奖那一刻，是陈一丹期待的时刻。他在门外，等着那道门打开——有时候要等一天，有时候要一天半。门内是9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家，作为评委，他们专程聚到一起，先是和他简单交谈一下，“今天怎么怎么样。好。谢谢”，然后门一关，一切按照流程，开始陷入紧张的讨论、投票。 评委们会产生激烈的争论。但不管他们吵成什么样，陈一丹都感到愉快。他有时候在门外踱步，仿佛置身事外。尽管这个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它的设立者，但在评委们打开门之前，他也不知道答案。 就像是一个人等着孩子出生——“医生打开门，来了。是男孩，六斤八两。”陈一丹说，结果是完整的，有一套清楚的解释：评委们“不仅是抱着孩子给你，还要讲清楚六斤八两：特征，耳垂有一个什么，头发是黑色。” 这就是他期待的时刻，“每次我在门外是很开心的。”（张啸柏 金赫）
我国在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替代对不对？
我国在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替代正确。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能够看到一条十分清晰的工业（产业）转移路径，总体而言，世界工业中心最早出现在英国，当时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随后世界制造业中心从英国转到德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所以会发生转移，主要是由于区位条件的改变，工业的区位条件包括原料资源、劳动力、市场、动力、科技、交通、政策、集聚、产业基础等等，随着时间的发展，某一区域的区位条件也会发生改变，从而促使工业发生转移。注意：在众多的工业类型中，资源密集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是最容易发生工业转移的，而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区域，主要的工业类型多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主导区位因素是“劳动力价格”，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往往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基础，目前相对于我国而言，东南亚的越南和南亚的印度等国，都具有劳动力廉价、低价较低的优势，对于服装、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也必定会促使该类产业往这些国家转移。
为什么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市场有四大特点：以企业为主体，市场的基础在于企业; 潜力巨大、竞争激烈; 开放的市场; 民众消费水平上升和消费结构改变将带动转型升级。优势形策：一、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能发挥集体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文化优势。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蕴含着无可匹敌的智慧和力量。三、人口优势。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不仅为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也为各领域提供了各方面需要的人才；还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市场。四、地域优势。广阔的地域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也还经济发展提供了各种需要的地理环境扩展资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改革，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大力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解决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突出问题，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