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中国处在怎样的大背景之下？
19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国的北洋时代。经济上，由于辛亥革命的提高资产阶级地位，加上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春天”。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结盟，未到半个月，皖系就败下阵来，皖系军阀统治结束，直系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正式进入直系统治时期。扩展资料1920年大事件：1、直皖战争北洋军阀分裂后，为了争夺政权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1920年7月14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战争。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此次战争历时五日，最终皖军大败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对中国形势造成了很大影响。2、第一次直奉战争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奉系张作霖极力推荐亲日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导致了直奉翻脸。梁士诒与直系的关系不好，奉系借梁士诒而支配中央的财政交通，借日款来赎回胶州济南铁路，用日款来支持奉系的扩张计划。
1900-1920年中国的社会状况
政治方面：是山河剧变的年代，清政府即将灭亡，保皇党失去了影响力，革命党成为时代先锋，推翻帝制后进入共和，但是袁世凯试图复辟，复辟失败后中国失去了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进入军阀混战年代。
思想方面：帝制失去人心，但是专制还是主要思想，民主作为一个词开始流行，尽管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其内涵。各种政治思潮、人文思想此起彼伏，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思想大解放年代。
社会方面：是一个战乱年代，枪声此起彼伏，战乱时有发生，军阀土匪横行。
经济方面：落后于世界，并且由于战乱，经济还在向下，很多地方民不聊生。
当代主要的哲学思潮有哪些？
当代的主要哲学大多批判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它们阐释哲学自身的涵义、主题及研究方式则很为歧异。亚里土多德说过哲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全体，存在有多样性意义。海德格尔曾批判“本体加属性”的传统存在模式说．当代一些哲学不袭用对存在的传统理解，然而，仍然是以新的视角，在探究新时代存在的新的多样性意义。经历科学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当代哲学从不同视角和方面探究人和各类现实存在．各自作出普遍性的说明。有唯物论或实在论倾向的哲学力图整合知识体系，概括世界及其发展的一般图景，甚至在探索宏观宇宙秩序、微观世界特性及身心关系等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人文主义倾向的哲学在探究自我意识、人的历史性存在中，说明人及其文化创造的世界。后分析哲学在以新的方式重新研究一度被拒斥的形而上学，用整体性的经验或概念构架说明语言与世界现实的关系；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都经历了背景和内容很不相同的“语言的转向”，语言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中心主题，因为人正是在语言中形成对自身和现实世界的理解。当今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与心智哲学，透过语言的行为经验探究存在、实在、真理、心智的本性与结构等问题；大陆人文哲学则将语言看作人的存在或文化建构的基本方式，从而审察当代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当代哲学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特定的成就，理论取向和研究样式歧异、多元的态势仍将持续。然而，处在这个交织着严重挑战和发展机遇的时代，它们都总要在与现实相关的意义上，思索哲学在人类文明进展中的目标与使命。
当代各种哲学确定自身的具体目标与任务很为不同。在分析哲学看来，哲学是诊断、治疗语言与思想混乱的活动，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与科学的合理性。一些人文哲学旨在描述意识的先验建构，阐释生活世界的真理与价值，培植人与文化健全发育的机制，克服现代的人性异化危机。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的世界观，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使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解构论与新实用主义哲学反对基础主义，消解任何含有逻各斯中心的体系哲学，断言哲学不再是知识体系的基础与核心，但能在多元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方面发挥边缘性的中介作用。然而，理论取向各不相同的当代哲学，也在对话中思索、探讨应共同担负的历史使命：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热核威慑、恐怖主义、种族与地区冲突、生态危机、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伦理无序与道德危机等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为克服、解决这些关系新世纪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为促进文化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为在全球化背景中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应以独特的思想方式研究解决科学、文化与社会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应当为人的行为规范通达“善”提供合理的价值导向与选择标准；当今哲学作为在20世纪末黄昏已经展翅的“密涅瓦”（猫头鹰），不仅要回眸自身与人类文明的百年历程，还要从中开发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高瞻远瞩新千年文明开端世纪遇到的种种新矛盾与新问题，展示同人的本性相应的文明发展趋向和社会、文化理想。
不同地区与国家的哲学也还需研究、解决自身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问题。如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80年代后盛行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思潮，其基本主题是研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精神，后现代和现代性及相关的“启蒙”的关系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它有两重不同而又相关的涵义。一是就社会进程与时代特征而言，现代社会指西方近代以来造就的工业文明社会，其经济、政治、社会机制和启蒙时代确立的以人为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基本价值，就是“现代性”。就此意义而言，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性是指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状态、机制与文化价值在当代有重大变迁、转折。二是就文化样态而言，现代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的反抗传统价值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这种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既有承袭，也有批判、更新。80年代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与研讨，是就上述两种涵义展开的，不同学派对当今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时代特征及其未来走向，有很不相同的见解。如利奥塔（J。F。Lyotard）的后现代知识论与文化观认为“后现代”就是发达社会的知识状态，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后工业化年代后，“知识已成为首要生产力”，并具有“信息商品形式”，深刻影响发达国家的社会构成，甚至已是“世界权力竞争”的“最重要的赌注”。[1]他认为当代西方的知识状态有两种危机：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割裂；知识合法化危机。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文化的理论基础有两大“元叙事”，即启蒙运动崇扬的理性主义、人的主体解放和德国古典哲学注重整体性的精神辩证法，而今它们都已不可信、崩溃瓦解了。他认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后现代”的基本特征，当代知识背离上述两大“元叙事”实即背离西方启蒙思想传统，这种知识非合法化恰恰为后现代思潮开辟了道路。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则认为18世纪启蒙哲学的现代性设计，按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并使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普遍化，以求实现理性社会与人的个性自由的解放，这种现代性工程虽历经曲折，但至今尚未完成，并没有终结，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主要问题在于理性的认知、伦理与审美三层面的分裂、互悖，造成扭曲的文化交往。他强调不应放弃启蒙理想，而应纠正原有现代性的社会工程设计在实践中的偏差。他提出交往理论，主张建立起一种自由、理智的社会与文化交往，真正实现现代性设计中科学、道德与艺术的三重理性的有机统一，真正完成现代性启蒙设计，实现人的解放，通达一种新的理性社会。
西方哲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围绕“后现代”与“启蒙”的探讨，有颇为丰富的内容和各种不同的学说，中国学术文化界对它们已有较多的介绍和论评。现代性与现代化发展模式是有多样性的。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并不是同步、同一的，西方的启蒙思想曾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的进步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宏伟事业并不简单地根基于西方的现代性，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当今正处于良好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中国的哲学包括哲学原理与各分支学科在努力探索自身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多重机制，为深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精神文化建设，作了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弘扬与重建，吸取、借鉴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等等。而中国哲学家研究、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可以从中得到启迪，使我们注意超越西方的现代性中的某些后果，避免有关的矛盾与问题，这对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发展也是很有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的。
（二）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
知识论和方法论在当代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哲学提供认知世界、运用知识的方法与思维方式，不仅可以概括、促进当代日新月异的知识增长与创新，而且是为了发挥知识在文化与社会发展中的有效功用，促进当代“知识社会”的成长与健全发育。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本来皆是人反思实在与人自身的心智功能，体现在哲学的长期历史发展中。20 世纪哲学研究知识与方法，发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明显分野。科学主义推崇分析理性，将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模式与语义分析方法奉为范型，用于研究全部知识领域，注重以精致的语言与逻辑分析研究事实或事件的真理，并且强调知识的功利性及其在社会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发挥人的理智能力足以使社会理性化和造就工业文明。人文主义则将全部知识归属于人的文化创造，通过描述和解释人的内在意识的建构活动，探究文化的根基与进化，认为全部文化包括科学知识都根植于、从属于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因此它注重文化价值的社会功能，批评片面膨胀工具理性造成技术文明中的种种社会病态与问题。现代辩证法吸取系统论、结构分析等方法，努力综合知识，说明人与现实的普遍发展法则；有些学派则将辩证法归结为人的实践总体性。分析理性、人文意识以及辩证理性以各有的长处推进知识与方法的创新研究。然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提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科学理住与人文意识如何获得辩证的结合，以更好地发挥哲学的认知功能和文化价值功能。
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也各自体现在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之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不应割裂或隔绝，不必发生“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世界大战”。两者的知识对象不同，研究方法各有特殊性，前者注重理智的逻辑分析与论证，后者注重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解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以不同方法研究两种文化，各有建树，但也已分别在探讨一些综合性的课题，很需要沟通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可以见到：从静态地分析科学知识的逻辑构造转向以动态的整体经验论研究科学的历史发展；确认形而上学背景理论、历史文化因素与科学共同体在科学范式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研究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导向，科学技术自身及其社会效应的价值评估；开拓了“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STS）”这个重要的新研究领域，等等。对社会人文知识的哲学研究则遇到另一类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诸如：社会发展系统工程中科技、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联结；“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对技术与技术文明的形而上学反思，当代科技革命与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等。当代知识进展的特点是学科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及其应用在相互渗透，这也要求科学理性与人文意识有机结合，使各类知识在相互沟通与协调中发挥有效作用。
（三）对人的哲学理解
人本身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人的本质及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有很
为歧异的理解与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主张通过消除异化劳动即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解放人的本质力量。欧美一些哲学仍将理性与自由奉为最高人性，另一些哲学则从非理性的情感、“无意识”或生命本能方面解释人性。人本主义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中心地位，以不同方式依据人性解释社会与文化现象；它们探究先验的或实践的主体的自我意识，赋予不同于传统人本主义的新涵义，大多批判近代启蒙哲学将抽象的理性看作人的永恒本性。海德格尔早就批判抽象人性，强调人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他在后期则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人本主义从欧陆人文哲学中脱颖而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以解释文化建构或解构文化断层方式，消解人的中心形象，但它们仍是对人的一种哲学理解。人的历史形象有多重侧面和特性，并在不断变化中，对人的哲学理解的歧异多样仍将不可避免。然而，现实的人总要解除种种羁缚与困苦，获得充分发挥潜能的健全发展，在现实世界营造自己的家园。这毕竟是当代哲学最为关注、涉及人类未来的重要课题。，
真理和价值是统一的。人在探求真理中也有追求实现价值的基本特性，价值是理解人及其现实活动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国情、传统及社会体制不同，各种社会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纷陈多样、互不相同，不可能齐一地服从单种价值体系。当代哲学突出了价值学的探讨，它们依据不同的哲学原则和社会背景，对善、正义、平等、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公正与效率等等基本价值及其选择标准，有不同的立论。鉴于社会生活的变迁与矛盾，为了改革或改善社会体制与道德生活，当代哲学家们重视反思和研究调整现存的价值体系、更新价值观念。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发表了引起热烈反响的著作《正义论》，批判近代以来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论误导及其弊端，主张根据理性人选择正义原则的新社会契约，建立一个个人自由与社会合作结合、财富与权利分配相对平等的正义社会及相应的道德价值体系。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并生的，还有诺齐克的自由主义乌托邦论、麦金泰尔的社群主义与德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还有它们之间热烈的论战，都表明当今哲学家在深化对人的哲学理解中，极大地关注调整价值体系、更新价值观念。
当代哲学研究人，还突出了两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第一，人与社会发展。20世纪一度流行将发展只归结为经济量线性增长的学说，这种发展观已遭到怀疑和批评，因为它在实践中导致社会发展的倾斜失衡和诸多挫折。新发展观强调人是发展的中心与目的，强调应在社会全面进步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旨在实现文化价值的精神文明有重要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倡导新发展观、推进研究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颇有贡献。第二，人与环境。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与环境破坏，促使当代哲学家们重新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他们否定近代启蒙哲学的主张即人的理性力量炫示在对外部自然界的征服中，指出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人如只听受工具理性与功利性价值驱使，一味剥掠自然资源，就会受自然惩罚，危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而也破坏了工具性和功利性本身。当代哲学的有关立论虽有不同，但一般都主张以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价值观为指导，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人们皆应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安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对环境与生态问题承担起道德责任。
（四）在全球化与社会发展中日益显突的伦理问题。
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伦理学已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它在深深介入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并且成为解决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关键环节。它的研究密切关涉在全球化中建立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新秩序，关涉培育人性、维护可持续发展与体现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的核心内涵。
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日益密切而非常复杂的国际交往与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研究全球性的伦理问题以求规范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新秩序，显得很为紧迫、突出。有全球性的伦理规范，才能实现资本、技术、知识的合理交往与流动，实现资源、利益的分配正义，确立合理的教育、科学、文化与信息交往原则，避免全球化中的文化霸权与文化价值的冲突，才有可能解决全球化中最大的负面效应问题。全球伦理或作为一种交往程序规则的普遍伦理是否可能，已引起国际社会与国际学术界热烈探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伦理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98年在北京较有成效地举办了“普遍伦理国际研讨会”。之后，这些年来，中国哲学界不少学者一直在继续探讨这一重要课题。
社会伦理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的“实践的合理性”。社会伦理有着开阔而互相关联的双重内涵：一是体制伦理，指谓蕴涵在特定社会体制（包括经济、政治等体制）中的伦理原则与价值规范，确立社会体制必须有一定的伦理基础，需要合理的伦理辩护。二是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它源自并维护社会体制的伦理基础，致力于改善社会的道德秩序、培植公共理智、完善公民的道德人格。社会伦理也为一些实践领域的应用伦理（经济伦理、生命伦理等等）提供基本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导向。社伦理已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建设、中国哲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深刻变动中，要求社会伦理探究在社会变革的各层面分配权利与义务的伦理原则，推进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中国学者们在研究“社会伦理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如体制伦理需要加强研究。
当代科学技术的革命特别是高新科技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伦理挑战。科学技术伦理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STS）的理论与对策研究，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它们要前瞻运用高新科技的正负面社会后果，研究科技发展的合理、正确的伦理价值导向，以避免科技误用、滥用的负面效应甚至冲突，保障人类自身的安全、社会持续发展与世界持久和平。这一研究领域在国际社会与国际学术界愈益备受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2007年中期战略》已将科学技术伦理列为优先的重点课题，并已专门成立科学技术伦理委员会。科学技术伦理有开阔的研究内容，包括总体研究和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等一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国哲学家们以往对生命伦理展开了较多研究，取得可观的成果，包括对当今国际社会瞩目的爱滋病的伦理研究也有进展；环境伦理的研究也有所深化。但是，对科学技术伦理的总体研究和对它的某些分支学科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有的尚未起步，需要着力开拓。
（五）传统及其交往
哲学是文化传统的理论核心。哲学自身不是割断历史的无源之流，它在反思传统中创新。20世纪一些哲学学说的创立，表现出对传统的强烈批判精神。当代一些哲学学说则表现出以建设性态度重新反思传统的倾向，确认传统的活力，主张在进化中更新传统。以动态的、历史分析的、确认文化与发展多样性的观点来理解，传统不是现代化的路障，和现代性并不截然对立，而是理应会通的。传统不是博物馆的文化标本，不是嵌在历史断层的精神化石，它是民族文化生命之流，在历史长河中进化，不断因生活实践变迁获得新的意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主张，作为历史所保存的成见总汇的传统，是人的理解活动的前提，人又以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参与传统的进化，使其获得新的意义。麦金泰尔的德性论指出，为了克服现代生活中道德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危机，应重视研究传统的建构，吸取、发扬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精华，研究现代“实践”的合理性，以重建个人与社会的德性。当今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哲学界，注重研究本土的哲学与文化传统，较多哲学家认为他们的本土哲学与文化传统并不是历史进步的路障，其中有生命力的内容经过必要的调适，可赋予新的意义，在现时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同欧美一些工业化国家中占主导的个体主义价值体系不同，东亚有些国家的哲学与文化传统自有社群本位的价值体系（主要是儒家文化传统），其中的合理内容切实地更新意义，可构成本国经济与社会成功发展的一种特色。韦伯曾称颂清教伦理促使资本主义兴起和工业社会秩序理性化，认为某些东方国家的传统哲学、宗教与文化阻碍本国进向工业文明，他的命题已受到质疑或否定。
当今世界日益密切全球性交往，丰姿多彩的各民族的哲学与文化传统增进相互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幅度。因而当代哲学家们关注一个重要课题：如何正确理解与对待这种交往，以利消除全球化的负面文化效应，维护与增进本土的文化建设，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合理的交往需要三点原则的共识：
1．尊重民族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由于历史背景与生活方式差异，各种民族的传统自然不同，应彼此理解和尊重各种传统，并承认它们在维护民族文化同一性中的重要作用。
2．实现在合理交往中各种哲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互补性。本土的传统根据自身实情有分析地吸取外来哲学与文化中的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身；但这种吸收不是机械、片断、随机、僵硬的移植或嫁接，否则，会导致本土文化的阻滞或断裂。中国哲学界近20 年来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开放式介绍与研究是远为超过往昔的，既注重对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欧美哲学的演进过程的完整把握，又关注追踪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新演变。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已出版，希腊哲学史的断代研究成果也有多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学者们还在撰写从古至今的8卷本研究版《西方哲学史》，并在开展中西哲学交往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和其他东方国家哲学、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的交往史研究与比较研究。这有利于不同哲学传统相互取长补短，也是很有意义与价值的。
西方现代哲学是西方社会中有什么影响？
西方现代哲学是西方社会中基本已经丧失革命进取性的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反映，它夸大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贬低或否认理性的意义，走上了非理性主义的道路。意志上义者叔本华甚至认为，“理念”是意志的直接客体，而要认识理念，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能靠理性，必须靠直觉。哲学家柏格森也认为，要把握“真正的实在”，只有依靠探求真理的惟一方法即非理性的直觉。总而言之，西方现代哲学在本体论上，大多是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在认识论上大多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在人生哲学上大多具有颓废主义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