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英
少年时，双亲先后去世，他们姐弟三人在三叔父家中长大。1929年(民国十八年)，高凤英参加革命工作，给共产国际派回内蒙古开辟工作的佛鼎担任交通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民国十九年)，他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党务学校学习。1935年奉派回国，担任国际交通的工作，与吉雅泰、毕力格巴图尔密切配合，做了不少工作，“高凤英”就是这时使用的化名。次年，他与王建功、刘洪雄在保尔哈少建立了一个中共支部，他任宣传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高凤英与刘洪雄、杨植霖等在滕家营村组织了“抗日开路先锋队”。为武装队伍，他们设法缴国民党溃兵的枪。一次遭到大批溃兵的报复，队伍被打散。此后，高风英潜入归绥，与刘、杨等以“大青山线抗日总司令部”的名义为号召，策反了伪军一个排的兵力，拉入哈拉沁沟打游击。1938年春，高凤英化装成农民进厚和市购买机枪配件，被逮捕，关入日本宪兵队。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但没有问出任何口供，又找不到他是共产党的丝毫证据。不久，在伪土默特总管署常科长帮助下获释。
1938年，高凤英带领原抗日开路先锋队部分队员上了大青山，加入杨植霖组建的“抗日团”，在大青山打游击。高风英在“抗日团”主要搞政治工作，也负责对外的联络工作。
1938年10月，“抗日团”与大青山支队会师后，改编为绥蒙抗日游击大队。高凤英随队参加了一系列战斗。是年冬，大队部的崔副官与三连长密谋率队叛变。高凤英与杨植霖密切配合，迅速平息了反叛，保全了部队。
1939年上半年，高凤英奉派到奎素沟一带开展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
1940年春，高凤英接替李森任蒙古游击队队长，同时任中共土默特蒙古工委委员。在此期间，他不仅带队伍打游击，还从事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1941年春，蒙古游击队驻西沟老窑时，被叛徒胡定良里应外合缴了械，并裹挟数十名战士投敌。经此事件，高凤英毫不气馁，迅速重建了游击队，并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游击队的战斗力更强了。一次，他带领蒙古游击队夜袭厚和市西南耿家营子的伪军军马场，夺得军马数百匹，将蒙古游击队装备为骑兵，还支援了兄弟部队战马2百余匹。
1941年下半年，驻守在绥远地区的日伪军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势日趋困难。高凤英带领蒙古抗日游击队负责掩护绥察区党委、绥察行署和绥西地委、专署领导机关，经常活跃在绥西万家沟一带。10月下旬，高凤英一行十几个人从武川三道坝一带顺沟下来，打算与分头执行任务的指导员奇峻山会合。同行的还有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部长王聚德和一部分机关人员。10月26日，高凤英一行人在大火烧住宿。27日，高凤英赶到杨树湾，参加了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书记白如冰主持的工作会议，会后返回了宿营地。当晚，陶思浩据点的日伪军依靠叛徒胡定良(曾任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九连连长)的报告，出动了12辆汽车，满载着日伪军到达了万家沟，偷偷地包围了大火烧。28日凌晨，游击队员李天保和小交其下沟抬水时，被敌人发现，两人赶紧一边往回跑，一边向窑洞里的游击队员喊话报告敌情。敌人用猛烈的火力射击游击队宿营的窑洞。高凤英率领游击队员奋力反击，发现已经被包围了，于是迅速烧毁了所有文件，顽强与敌人开始了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因弹尽粮绝、敌众我寡、地势不利，除了勇夫和小交其两人顺着山沟脱险以外，三名游击队员被俘。高凤英、王聚德、李陟、丁云、王永会、李转才等12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噩耗传出，抗日根据地军民悲愤欲绝。事后，当地的老百姓悄悄将烈士们的遗体就近安葬在大火烧山梁上的一片槭树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绥远省人民政府为12位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将烈士的遗骨重新迁葬在大青山下的哈拉沁烈士陵园。1980年清明节，高凤英等烈士的遗骨又被迁葬到大青山革命烈士公墓。1984年，乌兰夫在土默特左旗为纪念高凤英烈士的书籍亲笔题词：“青山英烈”。[1]
英勇事迹1941年10月18日，高凤英与中共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部长王聚德带领蒙古游击队部分战士，驻扎于万家沟大火烧。当晚，大批日军从萨拉齐据点出发，包围了大火烧。次日，敌人以猛烈的炮火扫射游击队隐身的窑洞，高凤英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终因寡不敌众，1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