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
卓南生
卓南生，1966年负笈东瀛攻读新闻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后获立教大学社会学（主修新闻学）博士学位。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博导、新加坡学者、日本政治问题专家，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顾问。留日期间，就不断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就职于《星洲日报》，负责撰写社论与国际时评，此后就一直参与主持华文报笔政。历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1989年转入学界，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1994年起任教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现为该校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就与中国学术界有密切的交流，从事日本与亚洲问题的评论和研究四十年，近年来更常到各大学讲学。现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等高校院系客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兼）及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顾问。
主要著作主要中文著作有卓南生著作
《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合著）、《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从星洲日报看星洲五十年》（编）、《从东南亚看日本——一个报人的观察与体验》、《国际问题纵横谈》、《日本的政治斗争》、《汉城20年风云录》、《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盟主论——总保守化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日本告别战后——亚太新格局与日本的舆论导向》、《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主要日文著作有《现代的锁国——从亚洲看到的日本真相》、《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高度信息社会的传播》（合著）、《现代国家与移民劳工》（合著）、《东亚与日本社会》（合著）、《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
人物评价卓南生精神卓南生撰写《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一系列文章时，对香港早期三大报《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深感“无法找到原件对证”，尤其是《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的研究，“除了半个多世纪以前戈公振略有提及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绝大多数史学者不是沿袭戈氏说法，就是在肯定戈氏叙述的基础上，提出些微的补充、订正与质疑，而未进行深入研究。”
卓南生
于是，他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走访了不少国家的图书馆、藏书家及旧书坊”，还向“可能收藏有关资料的图书馆探询早期报纸、文献或档案纪录的下落”，如此“辛苦作业”，终于被他发掘了不少原件出来，如藏于美国麻省Essex Institute一八五九年发行的《香港船头货价纸》七十八份，和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一份一八七二年五月四日的《香港中外新报》。就是这些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掷地有声的权威论文。崇尚第一手资料，正是一流史家的本色；至于人云亦云，不详加考证者，当然是不入流者的所为，这在研究界比比皆是。在日本全件影印《遐迩贯珍》面世前，不少学者都在瞎？眼说话，如袁昶超的《中国报业小史》、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李瞻的《世界新闻史》，都指这份“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是“一本中英合璧的刊物”、“中英文对照”，但究其实，除了目录和最后一期的停刊通告《告止序》有中英对照外，其余的文章，都是中文。
卓南生在日本的图书馆，找到十册《遐迩贯珍》的原件和为数不少的手抄本；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则几乎悉数收藏”，就凭这些原件和手抄本，进而深入探讨。
垂范作用卓南生以原件来印证、正本清源，得还早年中国报业的“正貌”，厘清和推翻了一些报史学者的乱说、胡说，备受学界的推崇，也为后来的史家多所引用。这一志业，这一精神，确为研究者起了“垂范”的作用。
我告诫学子，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卓南生精神”。
主要言论亚洲国家不应对
鸠山内阁期待过高
2009年9月17日，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座谈会上说，新成立的鸠山内阁会保持日本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中国等亚洲国家不应对鸠山内阁期待过高。
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讨会上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卓南生还表示，他分析鸠山内阁会选择营造“良好气氛”的外交策略，因为事实证明，这种做法能为他们在国内“加分”。
鸠山由纪夫16日组建了新一届内阁，17名内阁成员中有15人来自民主党。卓南生说，新一届内阁组成是考虑了平衡党内各派系势力后的一个结果，目的是要保持党内的团结。这届鸠山内阁呈现出权力的双重结构特点，而明年的参议院选举还可能进一步强化小泽一郎的势力。
他还说，由副首相菅直人出任担当大臣的国家战略局是这届内阁的一个看点，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但是这一设置能否成功，仍是未知数。
针对舆论普遍关注的日美关系，卓南生也表示日美同盟基轴不会有所改变。即使日本真的“脱美”，也不等于“亲亚”，关键是日本将以什么姿态在亚洲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