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这个字眼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重量级词汇，但凡学过中学历史的中国人对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士族生活腐化，是一群极端腐朽的社会寄生虫。士族是国家分裂的因素之一。
实际上，作为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果，士族制度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作为一种按门第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士族制度是西周以来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延续，是对战国以来中国社会平民化进程的一次历史反动，而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南北朝士族制度的起点，也是不折不扣地幽了他老子曹操“唯才是举”政策一默。实际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法家寒族政权思想其实只是战争的需要，而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开始重新重用士族地主阶级的这个政策保证了士族阶级的既得利益，是与士族阶级达成的政治妥协，同时曹丕也在士族的支持下称帝，这显现着士族阶级和跟统治阶级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利用，是顺应封建集权思想的历史潮流的。直到隋文帝确立科举举士制度，并历经了黄巢起义以及五代之乱之后，具有强烈世袭色彩的士族制度才逐渐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现代士族但是，在当今中国，我们确是实实在在需要警惕“新士族”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从各级公务员考试和录用过程中种种暗箱操作和非正常的人为干涉，从国有垄断企业招聘中司空见惯的不成文和不明言的“子弟优先”的潜规则，从干部任命、提拔和升迁中若隐若现的家庭背景等门第因素，从公共部门各大单位、各大系统随处可见的裙带关系和亲情网络，从各大城市城郊结合部群聚而居的广大蚁族，我们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一个新的“士族”阶层诞生前夕的暗潮涌动。我们实实在在需要警惕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新士族”阶层的崛起。
像历史上的士族阶层一样，如果这个按门第高低分享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阶层在中国崛起，并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决策和资源，那么势必在当代中国形成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享有特权的特权阶层。由此带来的极端严重的恶果是可以预见的：特权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不但加剧了结果的不公平，更为恶劣的是加剧了机会的不公平，广大草根出身的精英人士将很难获得一个公平竞争、脱颖而出和改变自身和家庭境遇的机会；特权阶层的崛起必然强化社会逆淘汰，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为严重的是，特权阶层如果与掌握财富的资产者结合起来，将彻底封堵下层社会升入上层社会的通道，——此时，下层升入上层将只剩下一条途径，动用仅有的肉体资源，用合法的联姻和非法的性交易。
科举制度取代按门第为标准选官的士族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巨大进步，这一制度不但让皇权最大限度地笼络和选拔优秀人才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且让广大下层人民看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憧憬，成为出身底层的广大寒士的巨大的精神支柱，由此迸发出的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绝对不可小觑。而下层寒士上升通道的堵塞往往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历史上可以说不乏此例。
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公平竞争的规则，出身中下层但是聪明勤奋的人士可以通过把握市场机会，拥有获得巨大财富的机会，一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一样获得成功。但是，“新士族”阶层凭借自己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将会逐渐封闭这扇中下层民众改善自身境遇的大门。
特权与资本结合的怪胎将为中国描绘一个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暗淡前景。绝望的情绪将在下层弥漫和蔓延，由不公平派生的仇恨情绪将潜滋暗长。如果说历史上的士族制度是导致国家长达300年分裂的因素之一。那么，如果在当代中国真的崛起一个新的“士族”阶层，将不可避免导致中国社会阶层的大分裂。
国外士族十八世纪以来，在欧洲，正是由于终生都在竞争中拼搏的资产阶级对世袭的贵族的替代，建立了遵循公平竞争、机会均等规则的现代社会，也造就了现代欧美文明；但国外的资产阶级其本身是垄断阶级，是变相的士族阶级。他们的大企业主依然是父传子的企业制度。但其广泛性在所有行业里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的政治是在基督教义下建立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权利制约机制成熟。并且历史上没有冗长的封建体制，奴性思想残留少，民主和自由思想深入人心。同时法律体制较健全，西方英美法系和我国所借鉴的大陆法系相比较来说盲点少，约束性和自主性更强，从而影响“士族”的发展和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