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安徽盱眙（盱眙今属江苏淮安）人。曾先后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译著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
与巴金的友谊十七岁给巴金写信
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之始要追溯到“一二·九”学生运动。那年，杨苡十六岁。当看着身边的一批批大中学生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出身封建家庭的她被牢牢地拴住了，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心中苦闷的她，就给当时最受中学生敬爱的巴金写信。那时，她刚满十七岁。巴金很快就给她回了信，不时地鼓励这个苦闷的小女孩，告诉她未来总是美丽的。1938年7月，杨苡离开天津去昆明读书。不久，日寇进占天津租界，母亲就把杨苡的存信给“处理”了。这其中包括从1936年到1938年期间，巴金写给她的十多封信。八年的抗战让杨苡的生活颠沛流离，不停变化的生活让她又丢失了几封巴金的来信，这让杨苡痛心不已。
为护巴金信文革挨耳光
1946年下半年，杨苡定居南京，原想着不该再有什么损失了吧。十年的“文革”浩劫又无情地“卷”去了一批一直保存完好的信件，其中有两三封巴金所写的涉及对待文艺上的批判的看法的信笺。这还不算完，1969年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由于杨苡始终未主动交出仅存的巴金写给她的二十三封信（当时生怕被抄走，便托可靠的朋友秘密保存。）一位红卫兵在提审她的时候，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这是她一生中所承受的惟一的耳光。当时，那记重磅级的耳光几乎要把她打倒，但她还是在踉跄中站定。突然间，她痛切地感到本不该那么胆怯地听任自己的家人，烧毁那么多珍贵的信件，到末了还是躲不了这场羞辱。1970年，随着红卫兵对杨苡的审查再度升级，这二十三封信被迫交给了审查她的专案组。1972年4月，杨苡被“解放”了。这二十三封信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未来总是美丽的
杨苡说，她与巴金的关系，就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因为爱好文学得以和巴金相识，并有了书信的来往。几十年里，杨苡收藏了几十封巴老的来信，但遗憾的是最早的一封她已经找不到了。
“那时我17岁，还在天津读高中，受到如金丝笼般的家庭束缚，感觉到特别窒息与苦闷，于是就给巴老写信，向他诉说这一切，并向他描述我的梦想。没几天巴老回信了，让我感动的是，巴老对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小读者十分耐心，他说，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开家，你要懂得向前看，保持乐观，多读书，相信未来。未来总是美丽的。”如今这位当年的小姑娘也已经是满头白发，想起久远的年少时期能够得到先生的教导十分感慨。杨苡说，先生一生写了七千多封信，一大半都给了读者。
爱护翻译家
巴金自己爱翻译，也鼓励别人拿起译笔来，而对别的翻译家，他的态度总是格外尊重。作为翻译家，杨苡清楚地记得巴老在看过她的一些译稿后，曾很坦率地对她指出：“译得有点草率”，“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
到现在杨苡还清楚地记得巴金对她说的话：“好好翻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只有自己热爱并从事翻译的人才会对其他翻译家如此体贴，如此爱护。”
听巴老的话讲真话
现在，杨苡的家中还保存着一只巴金送给她的瓷盘，上面印着巴金的手迹：“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道德、无私就是人生的花。巴金1994．6”，这是巴老写给小朋友的话。
杨苡记得，巴老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在1997年11月22日，“那天我去华东医院看望他，临别的时候，巴金握着我的手十分吃力地说了两个字‘多写’，他的手很温暖。”后来这几年，她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反正我已经听他的话听了六十多年了，什么都听他的，这句话当然更是要听了。”
“现在巴老去世了，他解脱了。如果说要纪念他，我认为要记住他说的话——讲真话。”
人物经历教育经历曾先后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
工作经历历任中学教师，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
1949年后历任语文教师，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
写作经历杨苡生活照
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其中《呼啸山庄》这个译名是由她首创的，在她之前也就是梁实秋先生的译本翻译为《咆哮山庄》；著有儿童文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银幕经历2021年5月29日，参与拍摄的纪录电影《九零后》上映。[1]
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