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范围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面积约 300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 300余座。截至目前，共发掘墓葬191座，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文物2000余件。其中一、二号墓为一组带斜坡墓道并穴排列的土坑木椁墓，尤为特别的是在一号墓内发现了目前我国时代最早、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荒帷。同荒帷相伴的其他饰棺、束棺和下棺等遗物痕迹也在精细的发掘中一一清理出来，应该说创造了发掘单座商周墓葬清理细、获取信息多的一个范例。
墓地埋葬遗骸的遗传特征
根据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周慧教授的古人遗骸线粒体古DNA研究，表明横北村古代人群线粒体遗传结构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相类似。另外，遗传分析显示横北村古代人群内部不存在明显的母系遗传结构，应该不是母系社会。
著名景点荒帷：
M1荒帷痕迹
西、北两面相对保存较好的“荒帷”现存高约160厘米，西北角有下坐的现象，南面上部已塌 落，现存高约1．2—1．3米，东面保存最差，基本仅剩下部底裙的局部，高约10多厘米，四壁总面积有10平方米左右。荒帷整体是红色的丝织品布，由2幅布横拼而成，上下有扉边，每幅布布幅宽约80厘米左右，总高约1．8—2米，布幅拼接的地方有明显的接缝。在布的表面是非常精美的刺绣图案，图案内容主题是凤鸟，北壁的画面图案保存较为完整，至少观察到3组大小不同的鸟纹图案痕迹，是成组的图案的组合，每组图案中间是一个大凤鸟纹的侧面形象，昂首，大勾喙，眼圆睁，冠高耸，翅上扬，尾下卷，硕健粗壮的腿，利爪，翅和冠以特别夸张的手法作大回旋，线条流畅，气势磅礴，构成画面的主体。在大凤鸟的前后，分别是上下排列的多只小凤鸟，造型与大凤鸟基本相像，只是更加含蓄。在布幅接缝的地方有图案错位和颠倒现象，可见当时是先在布上刺绣出图案，然后才拼接成整幅。出土文物：
墓主人头向西，仰身直肢，双手交叠置于小腹上，随葬有大量玉饰，头两侧是耳饰玦和束发的玉箍及带圆堵头的饰发小玉串饰，嘴里有大量玉口?，项上有玉蚕料管项饰1组，左右肩及胸两侧有5组骨牌联 珠串饰组佩，胸正中是3组玉璜玛瑙管组佩，胸到小腹上是2组柄形器。手中有握玉。外棺东端的棺椁之间有3个殉人，以苇席裹包。随葬车马器放置在二层台及椁盖板上，有车軎、车辖、銮铃、马镳、当卢、节约等。陶器、漆木器、青铜礼器，放置在外棺与椁之间，在椁室内外棺南侧西段，放在一个东西向的架子上，架子有6—7层，30余件陶器在最上面，有鬲、高圈足簋、大口尊、三足瓮、圈足瓮、浅盘豆等；其次是漆器；下部的4层是铜礼器，有鼎5、簋5、?、鬲、盂、盘2、盉2、提梁壶、贯耳壶、觯、甬钟5，共25件，其中8件有铭文；另有漆木器豆、壶、盒、几案俎等。
M2方向与M1一致。墓口（含墓道）东西长22．3、西宽3．74、东宽2．84米。斜坡形墓道长16．8米，除西端外，越往东越外扩，墓道入墓室处，北侧外扩0．4、南侧0．52、深距现存墓口6．7、距墓底7．7、总深14．4米，填土经过夯打。
墓室口小底大，在与墓道底平时，长5．74米；墓底长6．16、宽3．8米。四壁靠近椁室处，涂抹一层青灰泥，高1．8米。葬具为一椁两棺。椁室呈“Ⅱ”字形，长4．1、宽3．14、高2．27米。椁盖上西部有一车，车轮及车厢放在椁与西壁之间的1．33米的二层台上，车辕和衡在已倒塌的椁室内。外棺在椁室内偏 东南，外棺内正中靠西置内棺。
墓主人头向西，俯身直肢葬。头下为玉覆面，颈戴玉五联璜串饰及腹下部，口含玉块，玉璧随葬于头顶下，玉柄形器随葬腹下、盆骨下，右腹部有玉管，腹两侧各有铜环，另有骨牌饰、贝串饰等。棺椁间有4个殉人，东北角2个，西南角和西北角各一。
2022年7月，当地考古人员在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发现一座西周中期偏晚的倗国中等贵族墓，出土有楚公逆短剑，对研究楚公逆的年代具有重要价值。[1]
随葬品：
棺椁间还放置着大量的随葬品，西侧除一件陶鬲外，主要为铜礼、乐器，自南向北分别为：铜盘、铜鼎2、铜盉、铜铲、玉圭、铜簋、铜爵、铜觚、铜尊、铜片饰、蚌泡、漆器、铜甬钟5、铜 车軎、蚌泡16、铜?、铜卣等。西南角清理出一大薄片状铜饰，估计是挂在棺前的“?”一类的东西。
北侧自东部2具殉人下及以西部分主要是铜车马器，分别为：马头饰、当卢、马镳、车辖、车軎、銮铃、环、铃、斧、节约、饰件、车轭及铜戈、骨镳、骨束腰形饰、木饰件、铜鼎等。
这2座墓葬出土器物与西周中期的晋侯墓地M91、M92一组，组合与形制接近，时代也不会有很大的距离。M2墓主人为男性，铜器上有“?伯”为自己做器的铭文；M1是女性，在4件铜器上有“?伯乍毕姬宝旅鼎（盘、簋、）”，是？伯为其夫人做器。但M1较M2墓道长，墓圹大而深，椁室用材讲究，椁内布置华丽，随葬品丰厚，随葬品等级高。M2墓主人为附身葬及两座均有殉人的葬俗，为同期墓葬中所少见。
这组墓葬之南不远处为M3，是一座大型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屡遭盗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