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世为天津著名粮商，其父王鸣礼以撑船为生，生有五子，他排行第三，故字祝三。早年曾和五弟王蕴隆到东北粮店学徒，曾任外柜兜揽生意，此后，王郅隆做起粮、木商的“跑合”(相当于现在的业务员)生意，积攒了点钱，离开东北，到唐山开设了义发祥杂货铺，零售兼批发。后开办了元庆木行，经营木材生意，这时正好天主教徒柴天宠负责兴建天主教堂，他与柴熟识，揽到了这笔生意，并赚了一大笔钱，又开设了荣庆号米庄。
王郅隆
清末，府库空虚，朝廷大兴捐官之风，王捐得候补道，一次他去天津南市天宝班，正好碰上了营务处的倪嗣冲在那里打牌，输了一个月的军饷，非常着急，王郅隆走过来说：“我替你打打。”不想连合几把，居然捞回不少。那时输掉军饷有杀头之罪，王郅隆等于救了倪嗣冲一命。从此，两人结为挚友。后来倪嗣冲当上了安徽督军，任命他为后路局总办。他从财政部领出安武军军饷后，总是存入银行，再分期汇寄安徽。就这样他利用军饷作为周转资金，做生意，获利颇丰。他又被皖系徐树铮所赏识，历任黑龙江、湖北和安徽等省盐务榷运局总办，利用皖系的权势，大发其财，拥资甚丰。他先后创办天津华昌火柴公司、丹华火柴公司，任董事。1902年参与投资英敛之创办天津《大公报》，为主要股东之一。民国成立后兼营金融业和纺织业，一度担任金城银行总董，与皖系军阀关系密切。1911年被倪嗣冲委为安武军后路局总办，与倪嗣冲，段芝贵经营盐务，与徐树铮、段芝贵合谋侵占长芦盐商何炳宗等人的资产后，组织天津长顺盐业公司以及井陉、正丰煤矿公司，大发其财。1915年，王郅隆打算办个纺织公司，起名裕亨，但因英国不履行已签订的引进纺织机的合同而未开工。随后，王郅隆劝段祺瑞、倪嗣冲等人对工业投资。他亲自去上海，向申新纱厂资东、人称“面纱大王”的荣宗敬请教办厂秘诀。1916年9月，在徐树铮支持下，集资购进《大公报》，自任总董，聘胡政之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使该报成为皖系的喉舌。同年在天津小刘庄购地262亩，其选址之所以临河，是充分考虑到纺织业的用水及运输所需。翌年建成裕元纱厂（今棉纺二厂），经农商部注册，定名为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早在1914年王郅隆曾为创建裕元纱厂专程赴沪，向申新纱厂资东，有“棉纱大王”之称的荣宗敬取经。荣认为，当时风行实业救国，棉纱为民生必需，乘欧战之隙，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兴办纱厂最为适时。王郅隆返津后于1915年初筹办裕元纱厂，董事会由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安徽督军倪嗣冲、陆军次长徐树铮以及王揖唐、曹汝霖、朱启钤、吴鼎昌、周作民、段芝贵、段谷香、王克敏、陆宗舆等人组成，王任总经理。王郅隆、倪嗣冲等数人共投资200万元，其中倪嗣冲投资过半，为110万元。纱锭25000枚，织机500台，均经美商慎昌洋行购进。由于资金紧张，“裕元”遂改为中日合办，日商大仓洋行入股。后经多次增股，1923年，资本额达到556万元，纺纱机达75000锭，织布机1000台，成为当时天津资本最为雄厚、纱锭最多、获利最丰的纱厂。1917年，与倪嗣冲合办裕庆公银号。5月，与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周作民等人发起成立金城银行，任总董，在华北地区与中国、交通和盐业3大银行并驾齐驱。11月皖系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任该俱乐部常任干事并兼会计课主任，成为院系干将。1918年4月，裕元纱厂建成并正式投产。8月，安福国会产生，王郅隆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倪嗣冲曾竭力向段祺瑞推荐王任财政总长，但由于安福系内部多数人反对未果。1919年王郅隆以段祺瑞政府参战处名义开设荣庆米行，用军用照，采购江浙大米北运天津，通过天津港向日本出口，以接济日本灾民，从而获取暴利。同年与徐树铮在天津创办边业银行，又相继办裕兴面粉公司，义生源米庄。到1920年拥有资产四五百万银元，由于王郅隆为安福系筹措了大量活动经费，所以被称为安福系“财神”。7月，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王被指为“安福十大祸首”之一并被吴佩孚通缉，他到北京日本兵营避难，后偷偷回津，1923年春经青岛逃到日本。他向日本大仓商行洽谈借款300万元，又向日本其他大财团商谈借款事宜，以作为安福系发动政变，与直系作战之用。事已垂成，将要签字，是年9月1日，时逢关东大地震，遇难身亡，死于横滨。消息传来，在津安福系要人向东大声痛哭，并说“此次失败乃天意也，非人谋之不臧”。后来王郅隆的尸体被运回天津，据说他的尸体已没有脑袋，按老规矩无法从大门进宅，只好从墙上进浦口道宅。王家曾开过一次追悼会，安福系要人送的挽联最多，其中徐树铮一联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此后，裕元纱厂因经营不善被日商大仓洋行吞并，1936年又转卖日商钟渊公大实业株式会社，裕元纱厂遂告结束。1926年，纱厂为纪念创建人王郅隆，特制作了《故总理王公祝三纪念碑》设立厂内。
其子王松午，曾任裕元纱厂总稽查，1932年起租浙江会馆开办达生制线厂并任总经理，生产猴牌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