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李任予就读广东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时,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劳苦人民的镇压以及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比的愤慨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工人们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壮举,激发起李任予放弃学业,加入工人运动的念头。8月,李任予告别读书生涯,在广州市从事工会工作,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李任予还积极参与发动广西北海的革命群众活动,在北海指导开展“援助省港罢工周活动”,募捐款项支援省港大罢工。10月,在苏兆征、邓中夏、李森等工运领袖的培养教育下,李任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李任予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李任予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蒋光鼐部任政治指导员,协助蒋光鼐训练军队。
1927年,广东的国民党反派按照蒋介石指令制造了“四一五”反共清党事件,广州弥漫着血雨腥风。为保存革命火种开展新的战略转移,李任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广州到韶关及江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2月,李任予参加广州起义,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广州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前往闽西任职,几经周折后找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李任予到闽西后,参加了1928年3月的平和暴动,并与当地党组织密切协作,为创建闽西苏区,建立工农武装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肯定。
1929年6月,朱德宣布建立红四军第四纵队,任命李任予为第四纵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由毛泽东主持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李任予作为l20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古田会议后,李任予按照会议精神,认真整顿军队纪律,纠正错误思想,端正党的作风。为粉碎国民党的“围剿”,红四军转战闽赣地区。
1930年6月,红四军第四纵队与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李任予任政治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平市委遭破坏急需派员进行恢复、整顿,李任予临危受命,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肩负中央交给的重任到北平恢复整顿党组织。李任予化名李德山,同妻子陈竹君一起到北平参加组建北平市委,李任予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陈竹君任市委秘书长兼妇女部长。
1932年4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调往上海,由李任予负责北平市委工作。5月,为发展北方地区武装斗争,李任予(化名黎亚克、李之道)受命到保定任中共顺直保属特别区委员会(简称保属特委)书记,领导保定地区革命武装斗争和学生运动。7月下旬,李任予参加中共河北省委为贯彻中央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精神而召开的省委全会和县委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河北省委接受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提出“在河北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8月27日,李任予和团省委特派员白坚全面指挥的高蠡暴动在高阳、蠡县一带爆发,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宣战。高蠡暴动的枪声震惊了保定国民党反动当局,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兵遣将,对游击队进行疯狂“围剿”。在敌军的疯狂反扑下,高蠡暴动于9月初失败。高蠡暴动失败的消息传到保定,李任予十分痛心,他不顾敌人搜捕,强忍悲痛继续指挥战斗,他一面派人秘密到暴动地区,做好烈士安葬和家属的安置;一面组织保定及周围各县党团组织做好暴动失散人员的安顿工作,并亲自督促检查党的保密工作,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伺机再行暴动。1932年9月30日下午1时许,李任予按约定时间到保定青年会馆阅报室与一位同志商议转移特委油印机、缮写板等物时,由于叛徒出卖,被事先埋伏在阅览室的特务逮捕。李任予被捕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如获至宝,昼夜审讯,企图从他口中获得保定地区党组织、河北省及北平市委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以彻底摧毁北方的共产党组织。但是,轮番审问得到的只有“来保定寻找朋友,其他一概不知”的供词。敌人便对李任予施以鞭打、火烫、压杠子、灌凉水、手指钉竹签等酷刑,企图迫使李任予屈服。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他曾通过妻子陈竹君给河北省委秘密传出一张纸条,其上写道:“我受刑很重,指甲都被拔掉,十指溃烂,但我的口中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品质。李任予被捕后,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积极进行营救,并联系冯玉祥、蔡廷锴等有声望的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面见蒋介石力保,蒋均以“李之道(李任予)实为共产党重要分子,组织领导高蠡暴动有据”为辞而拒绝通融。1932年11月27日早晨,国民党军警秘密把李任予从牢房提出,押往保定城外小西门刑场。当军警把李任予推下刑车后,他昂首挺胸,在“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倒在血泊中,时年29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