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因为不堪忍受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双重虐待且饥不得食，广东、广西、湖广的瑶族人民，曾经先后进行过平而复起断续不息百多年的反抗斗争。明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以镇压为主，激起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其中反抗最烈、规模最大的要数肇庆府泷水县，和广西浔州大藤峡（含今金秀县）的瑶民。《明史》说其猛烈程度达到“震骇朝省”、“广东十府被残破者六”、“两广守臣皆待罪”的地步。
明嘉靖年间，两广各地瑶乱不断，此起彼伏，官兵奔走扑救、疲于奔命，用尽办法，甚至使用了愚蠢的做法，如嘉靖四年，指挥李松及德庆州判陈琚，借口要在罗旁、大历等地新设墟市，让民瑶贸易，并亲自前往主持开墟仪式，密谋在酒宴上用毒药杀害当地瑶首，因为事前被洩密，李松、陈琚反被瑶人所杀，此后罗旁瑶人势更盛。
嘉靖十年，阳春、新兴、德庆又暴发大规模瑶人动乱，十二年，提督侍郎郭陶谐惠潮守备张祐等调兵六万三千多，分兵三路，并攻破瑶寨135个。此西山平瑶之役曾被写成“平蛮记”载入《广东通志》，民国《罗定志》亦有记，这样的局部征剿仅能维持当地短时的平静。
嘉靖末，以泷水罗旁为中心的瑶人势力极盛，明政权将防瑶重点从广西转向广东，两广总督府从广西梧州迁移至广东肇庆。
罗旁在今郁南县境，连接东山(罗定境)、西山(信宜境)，泷水后山(云开山脉)，延袤七百里，东接新兴、南接阳春，西抵郁林（今广西玉林）、岑溪（广西境），北尽长江（西江以北包括岭北湖南各地），万山联络，瑶僮居其中，数百年来，虽多次剿平又旋即扑起，猖獗而故，又多集四方亡命，助其凶虐，谓之浪贼，四出寇掠。瑶谚曰：“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来。”瑶人与官兵周旋，战线愈来愈长，战况愈来愈激烈，民族矛盾已难弥合，终于暴发了明代南中国最大的一次瑶汉冲突。
明政权大征罗旁的计划，在万历二年，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两广总督殷正茂已经厘订，三年，殷内调南京户部尚书改由凌云翼替代。凌征用两广军队二十万，有土兵、有客兵（淅兵），而以俍兵居多，军队分为十哨，实行铁壁合围。
据陈璘之“罗旁善后功迹碑”记载，十哨分别为罗旁哨、泷水哨、岑溪哨、阳春哨、新兴哨、德庆哨、伏峒哨、南乡哨、信宜哨、茂名哨。从东南西北中各个方向向瑶人发起总攻，广东总兵张元勲、广西总兵李锡居中指挥，另在德庆沿江一线设防，防止瑶人北渡，又在广西屯重兵，防止瑶人西奔。经过一轮周密筹划和部署，于万历四年，冬天正式举兵，历时四个多月的征战，总督凌云翼将大征罗旁，先下令雕剿。璘所破凡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征。璘从信宜入，会诸军，覆灭之<>。于万历五年春，彻底平息了泷水罗旁之瑶乱，此役共计攻陷瑶寨据点564个，俘斩招降42800人。克巢五百六十,俘斩招降四万二千八百余人,邻境瑶僮皆惧<>。
罗旁战争基本上终结了自宋至明近六百年的瑶乱，以后虽有少数骚乱，但已不足为患。
成化年间，邱濬上大学士李贤之《两广用兵事宜》，总结两广征瑶的教训，提出“瑶之在广东者逐之，在广西者困之”之策。所谓逐之之策，乃后来大征罗旁时使用之驱赶法。广东十府，有瑶乱者为六个府，地方相去一二百里或者六七百里，或远至千里，瑶人活动周旋有余地，常与官兵展开捉迷藏式游击战，“兵来我去、兵去我来”，因此一路逐之，必不成功，只有实行铁壁合围，拉网式驱赶。所谓困之之策主要针对广西大瑶山瑶人，曾用兵数万，四面分守，据其要害，截其出路，使瑶人不能出来劫掠，又不能联络。其实，“逐”与“困”两策曾多次使用，效果亦不明显。韩雍曾动用两江土兵十六万，五路并进，六次征剿，但瑶人为求生存，遂窜犯广东。后立“秋调法”，亦是“困”之政策而已，都是治标不治本之办法。
明万历四年，殷正茂、凌云翼大征罗旁，分兵十路，亦是以《两广用兵事宜》为蓝本。瑶人并无精良武器，亦无严密组织，所依赖者，为崇山峻岭与运动游击战法。而此役为什么能够成功？主要在于明政权在大征罗旁后实施了一系列新政。
罗旁平定后，将泷水县升格为直隶州，直隶于广东布政使司，与府同级，这是广东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直隶州。
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罗旁战事后，将泷水县升格为直隶州，取“罗旁已平定”之意定名为罗定。又析东山地置东安县，析西山地置西宁县，将信宜之定康、信丰、感化、从善、镇南5个都（今白石、大成、钱排、合水、新宝，平塘、思贺、贵子、旺沙、朱砂、安莪、洪冠、茶山、怀乡等镇）池洞部分、高州之马贵、古丁、深镇及罗定之扶合、加益、棼滨、新乐一带，划给新设的西宁县。罗定直隶州的建立，化瑶效果十分明显。经历了大规模的瑶乱之后，设县分治，使同化之瑶民，与汉民相杂，施之以教化，使之变为齐民，正好应了罗定州“四维彰显，和谐安定”之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