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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的现实让很多农村大学生失望：奋斗数年，却没有立锥之地；萌生退意，想要放弃城镇户口，重返农村，却发现同样困难，无法办理农村户口。出现的原因1995年，大中专毕业生不再享受“包分配”的政策，此后直至2003年，国家政策要求大中专生必须将户口迁至学校，对于农村学生而言是强制性的“农转非”。
2003年后国家政策规定大中专生入学时户口迁移随自愿原则，因此2003年以后的农村新生都没有“农转非”。
从2004年开始，中央已经连续7年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而相继出台的各种惠农措施，让多数农民受益。
种地有农业补贴，看病有合作医疗，上学还有特困生补助。就连购买家电，还可以按照13%的比例进行报销。更重要的是，农业户口可以分到土地，还不用为住房烦恼。
入户难的原因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因此“非转农”需要征得户口迁入村的村委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同意。由于农村户口上所附着的各种利益，新村民的迁入不可避免地会分割这块利益蛋糕，这使得“非转农”变得异常艰难。
现状改变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想让这个群体真正变成市民，就应该保障他们享受城市待遇。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给他们留在城市的机会；其次，要有“五险一金”，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而现实是，一些企业并不能提供这些最基本的条件。
至于住房，对“新知青”而言，商品房价格畸高，而申请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却不够条件，他们处于尴尬的“夹心层”。而这个问题在全国都很普遍，目前，北京等大城市已经推出限价房政策，用来保障这群处于“夹心层”的大学生的利益。
反思大中专毕业生付出高昂的学费，毕业之后重新回到农村，决不是希望在农村寻找就业岗位。因为在农业生产边际效益递减的今天，选择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就意味着教育投资的失败。除非他们所学专业为农林牧副渔，必须到农村进行实践。在大中专毕业生选择的背后，有多少苦涩和无奈。
“新知青”现象说明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巨大陷阱。中国城乡二元不平衡结构，使得资源配置出现了负外部性现象，大量农村人力资源被城市汲取，而农村发展后继无人。大中专毕业生主动回乡务农，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恰恰是由于城市竞争恶化，居住成本过高，而农村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所造成的。这些年轻的大中专毕业生本来不应该也不需要享受农村集体土地这种特殊的社会福利，但由于他们自愿放弃城镇户口，回到农村，所以，当地不得不将有限的土地资源分配给他们，从而使他们成为特有的“食利阶层”。只要拥有农村土地，他们就可以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不必为找工作担心发愁。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之下，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被浪费，人才资源被闲置，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进一步扩大。
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务农，说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改弦更张。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标志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就是建立若干个国际超大城市，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集约化经营。事实证明，城市化不但不能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反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大中专毕业生被逼回乡务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大中专毕业生很难有立足之地。随着城市商品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和日用消费品价格的不断提高，大中专毕业生在城市生活将会越来越艰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改造现有超大型城市结构、降低城市经营、生活成本之外，还必须考虑发展中小城镇，用城镇化代替城市化，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的“巨人症”问题。
城市化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充满诱惑的陷阱，它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大中专毕业生。但是在昂贵的生活成本消磨下，年轻的大中专毕业生逐渐地被边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将那些大中专毕业生赶回农村田间地头，而是要改变发展思路，将城镇化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通过建设中小城镇，为大中专毕业生走出农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适宜的空间。中小城镇不意味着生活品质的下降，恰恰相反，中小城镇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在那些中小城镇，商品房的价格不会太高，日用生活消费品十分丰富，大中专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专业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中小城镇，开始人生创业。这样的就业模式，既能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也能提供大中专毕业生走向社会的台阶。如果把大中专毕业生赶往农村，从事传统的低效率的农业生产，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将一事无成。[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