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诚在这部电影中打开了自己，向社会关怀维度的艺术创作靠拢，以公路片的模式架构起自己的想法，把对日本311震灾的追思，以及后疫情时代危机愈发严重的日本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放入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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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编辑 吴龙珍 校对 刘军
时隔三年，在中国名气颇高的导演新海诚，带着其新作《铃芽之旅》出现在内地银幕上，影片正在热映，并且以势如破竹的态势，仅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截至3月27日20时，票房已达到3.5亿。影片讲述了生活在日本九州田舍的17岁少女铃芽遇见了为了寻找“门”而踏上旅途的青年草太。追随着“闭门师”草太的脚步，两人一起去关闭灾难源头之门的冒险故事。和新海诚前作《你的名字。》和《天气之子》类似，《铃芽之旅》也把对东日本大地震的思考置入了故事里。
新海诚在这部电影中打开了自己，向社会关怀维度的艺术创作靠拢，以公路片的模式架构起自己的想法，把对日本311震灾的追思，以及后疫情时代危机愈发严重的日本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放入了其中。新海诚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样的变化是他不曾想象过的：“在我的早期，我描写的是不服气，我自己处于一种不沟通的状态，因为早期我没有什么与观众沟通的经验，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描绘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而现在，我继续着艺术创作，并逐渐能与观众交流感情和思想，我想，我是花了20年时间才达到如今这个目的，如今这番改变。”
以下是新海诚谈及《铃芽之旅》与自我思考的记录：
新京报：你以往的故事一般围绕两个地点展开，一是东京，二是乡下。《铃芽之旅》中主人公却在日本各地旅行，在停留的地方采取行动，这可以被看作是新海诚作品的新发展吗？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新海诚：主角铃芽在日本各地走动，主要原因是我想拍一个关于悼念一个地方的故事。在地方，人们会为死去的人举行葬礼，但当一个城镇、一个地方消失时却没有这种仪式。当我想到拍一部关于悼念一个地方的电影的可能性时，我意识到为了访问一个地方，我需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关于旅行的故事，自然这个故事发生在日本各地，这就导致了该片成为公路电影的形式。
▲新海诚说《铃芽之旅》是想拍一个关于悼念一个地方的故事。
新京报：铃芽见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通过他们接触了当地文化，如方言、食物、习俗、歌曲，这些接触对铃芽来说意味着什么？
新海诚：这是一个关于悼念一个地方的故事，在充实故事上，我思考了铃芽会有怎样的文化体验。早前我对宫崎骏的《魔女宅急便》有很深的印象，这也对我的故事有所影响，《魔女宅急便》在少女训练成为女巫的过程中，琪琪遇到了很多人，包括乌露丝拉和索娜。正如许多人指出的，琪琪遇到的女人体现了她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我希望《铃芽之旅》是一个关于铃芽与女性们相遇的故事，我试图让铃芽在每个地方遇到的人都很有特色，是我以前从未描绘过的人物，比如在家里招待所帮忙的女孩和小吃店的妈妈，这些女性充当了铃芽与未知文化接触的催化剂。
▲新海诚希望该片是一个铃芽与女性们相遇的故事。
新京报：描写灾害的电影，从《你的名字。》到《铃芽之旅》，你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新海诚：回顾我自己的资质和历程，我不认为自己是会拍如同《铃芽之旅》这样的电影的。在我开始制作动画的时候，总认为自己还有其他事情要做，需要把庞大的故事留给别人，也一直试图根据日常情感讲故事：比如你在车上或下车时的感觉，或者你进入便利店的那个瞬间。但正是我之前一直在做的基于日常情感的表达，与我在2011年因为地震受到巨大影响的混合，才创造了《你的名字。》。与很多观众见面后，我决定必须做一些事来回应 《你的名字。》。在那种心情下，我制作了《天气之子》，再到现在的《铃芽之旅》。看过这几部电影的观众，与他们见面、交流，无论积极或是消极，都是促使我拍摄这部《铃芽之旅》的原因。
新京报：在《你的名字。》里，宫水家族发挥了记忆装置的作用，以避免灾难代代相传，你对拍摄存档记忆，并将其传递到未来的电影的可能性有什么设想？
新海诚：我没想过，我的制作能持续五年、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我很庆幸在这个时候能拍一部让几代观众都看到的电影，并且我认为现在不拍那就太晚了。举个例子来说，我12岁的女儿看了《你的名字。》 哭得非常厉害，这是她第一次理解了电影的意义，她说电影很好，但她似乎很难将这部电影与东日本大地震联系起来。我认为她不可能把这场灾难想象成千年一遇的彗星撞击的隐喻，对她来说这场灾难是与她这一代人无关的事件。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与灾难间的距离将变得更遥远，但我认为世界上是应该有像铃芽这样有所记忆的人。铃芽和我女儿在年龄上相差不大，如果我们能通过以娱乐的形式创作像《铃芽之旅》一样的故事，使青少年观众与12年前的世界保持联系，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能做到的、有巨大意义的大工程。
▲新海诚希望该片能让青少年观众与12年前的世界保持联系。
新京报：“三部曲”的共同点是，儿童参与了纠正世界扭曲和拯救世界的行动，你在其中委托给孩子们的想法是什么？
新海诚：我认为孩子们能更生动、更形象地感受到这个世界，无论痛苦、快乐、颜色还是气味，孩子们对事物的感觉远比成年人强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总是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也许正是这样的感觉吸引了我拍电影。
新京报：将严肃的主题和娱乐元素结合很重要，你是如何平衡这两者的？
新海诚：当我决定处理“东日本大地震”这个剧情时，如果不把它变成一部具有娱乐性的电影就没有意义。这部电影在某些场景中必须有趣，而且在整体上必须有娱乐性。如果真正的悲剧在背景中，但人们说它不应该处理得娱乐，或者说它是不恰当的，那这莫过于电影最大的悲剧。虽然这部电影是虚构的作品，但我的目标是让它成为真实事件、真实情感的交流，所以影片结尾有一个场景是铃芽对一个角色说些话。我认为这些话本身并不是虚假，也不是超自然的现象，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
新京报：感觉那个场景中发生的情感交流，是我们日常也会做的事情？
新海诚：就像那场戏一样，我有时候想告诉他们，没关系，他们可以长大，或者告诉他们即使现在很艰难，几年后他们可能也会微笑。如果借鉴我的个人经验，我觉得自己一直在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在《秒速五厘米》中，当我让明里说“我相信贵树君将来会好起来的”，我是在自言自语；《天气之子》中当我说“我相信我们会好起来的”时，我也在自言自语。我相信铃芽会以一种简单的方式传达给观众，如果他们能理解想要传达的信息，我就非常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