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55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历数一下曾国藩的平生耻辱——正是这些耻辱，最终让他在性格方面“脱胎换骨”。
五次考秀才名落孙山
第一次大辱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这一年21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16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触犯潜规则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位实职副部长后10个月，在家信中竟然表示：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官场了。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