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调停

时间:2023-08-04 22:34:25编辑:奇事君

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接下来一起看下日本政策是怎样对蒋介石诱降的?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在公开场合,日本曾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而背地里却又把他当成“迷人的伴侣”。

抗战初期,蒋介石喊过一些诸如“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漂亮口号,曾几何时,却又与日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还干了一些“同室操戈”的勾当,深得敌寇的嘉许,究其原因,是日寇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迫使蒋经常首鼠两端。

抗战时期,在降日、卖国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最终没有投到日寇的怀抱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诱降、日蒋相互勾结的内幕以及诱降未遂之原因却又鲜为人知。

纵观抗战八年,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日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对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威压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在此阶段,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也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处受阻,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遂决定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并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上述条件,蒋介石认为除承认伪满以外,其余不算太苛。12月2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是,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故,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后,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同时还勒令限期答复,否则将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

对上述条件,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转告日方,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近卫内阁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即“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投到日寇的怀抱,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

对此,蒋介石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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